此外，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并非不直接参政。曾在胡适《我们的政治主张》声明中签名的王宠惠就曾在1922年8月受命组阁（所谓“好人政府”）。1930年代，《独立评论》自由知识分子纷纷加入政府，如丁文江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蒋廷黻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任鸿隽任国民参政会议员、傅斯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胡适任驻美大使、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等。就整个民国时期来看，“胡适派学人群”中既有较为纯粹的知识分子，又有跻身政学的双栖人物，他们相互之间有着人脉上的复杂勾连。也就是说，“安身立命的‘学术’之外，现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所确立的社会位置，还经由所建立起的与社会沟通的其他渠道呈现出来，这种关系网络，实际上是一张‘权势网络’”[29]。由此可见，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政府当局关系的微妙甚或暧昧之处。就胡适而言：“从1917年立下‘不谈政治’的决心，到20年代论政、启蒙的‘双轨制’，不过5年；再到30年代初专谈政治，前后共历15年。这个变化说明了什么呢？是胡适有野心，想当官吗？不是的。”[30]胡适对自己的定位是政府的“诤友”，即使参政也是为民族救亡尽一份力，并非真得冀望官位。胡适等人不得已走向直接参政，也从侧面表明知识分子对政治的“依附性”，以及在一个大变局的背景下，自由派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困境。
　　
　　三、自由派：百年边缘
　　
　　胡适是20世纪中国自由派的代表性人物，一方面是因为他不组党，议政不参政（即使参政也是暂时的），个人主义色彩浓厚；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思想资源基本上来自西方的自由宪政理论，属于自由主义的政治常识，“卑之无甚高论”，这一点在胡适等人发表在《努力周报》第2期上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中得以充分体现。在这篇政治宣言中，胡适主要阐述了如下内容：第一，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好政府”，这是“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第二，“好政府”应该有正当机关监督不法官吏，运用政治机关为全民谋福利，并容纳个人自由和个性的发展；第三，政治改革应坚持三项原则：“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治”；第四，呼吁“好人”出来参政议政；第五，对具体政治问题的意见，包括南北尽早议和、避免诉诸武力；召集国会，制定宪法；裁兵裁官，改革选官办法；改革选举制度；财政彻底公开、统筹国家收支，等等[31]。正是基于自由主义立场，在国内问题上，胡适反对武力，坚持中国应和平统一，认为应实行“地方自治”和“联省自治”，最终象美国那样，走向联邦制国家。在对外态度上，反对将中国的种种问题归结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各种压迫”，认为国内政治的改造是“抵制帝国主义侵略的先决问题”。中国应首先铲除“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等“五大恶魔”，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岂不是因为我们受了这五大恶魔的毁坏，遂没有抵抗的能力了吗？”[32]
但胡适显然太理想主义了。他没有看到封建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侵略是导致中国诸种问题的根源，“打倒列强、除军阀”是中国政制得以改善的基本前提。在一个军阀割据的国家中，“地方自治”“联省自治”不过是一套动听的政治修辞，在此，反而是胡适的论敌陈独秀的看法更为中肯：“中国政治纠纷之根源，是因为封建式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把持兵权、财权和政权，法律舆论全归无效……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33]没有统一的国权和强大的中央政府，所谓的自治、民主和分权不过是国家的碎裂化和秩序的阙如，一切具体的政治改革也无从谈起，同时，它对内无以保障民权，对外也无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胡适的理想主义一方面源于他对中国大势缺乏准确判断，将适用于国家秩序稳固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学理运用到对中国问题的分析上，显系“张冠李戴”。正如林毓生所指出的：“自由主义渐进改革的途径预设着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秩序的存在；在这样的秩序之内以渐进和平的方式进行逐项改革才有其可能。”[34]但这种秩序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另一方面，胡适缺乏政治经验，对具体政治问题并不了解。《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联名者之一、曾在王宠惠内阁中担任教育部次长的汤尔和，在王内阁倒台后对胡适说：“我劝你不要谈政治了罢。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曾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的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们还是不要谈政治了罢。”[35]无论在宏观抑或微观层面上，胡适都犯了“政治幼稚病”。
　　胡适的困境似乎可以归结到其实验主义（实用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方法论上。他追求对具体问题的考察和解决，反对高谈各种“主义”。在他看来，“‘主义’的最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了”[36]。这种方法论假定，对一个具体政治问题的证据做具体的、经验主义的考察，肯定能得到相应的解决办法。科学方法的训练使人严谨而不是武断，严守科学方法的人不敢放言高论，更不会提出涉及整个社会行动的确定纲领，它无法满足一个剧变社会对“改变世界”的迫切要求[37]。而晚清以来中国在政治和文化上面临全面崩溃全面危机的形势，这使得中国不可避免地走上以“社会革命”来达成“国家制度重建”的道路，亦即一个强有力的新型政治主导力量凭借一套强有力的现代意识形态来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动员，以寻求使“国家制度的重建”奠定在最广大社会阶层的支持上。共产党诉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使它能够强有力地同时动员知识分子和社会底层参与中国革命，这正是共产党能够战胜国民党的根本原因所在[38]。而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太温和了，自由派也不过是一群手无寸铁的高级知识分子，显然不适应中国政治发展的需要，因此自由主义和自由派也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了。实际上，早在1922年10月，张申府即在《少年》杂志上发表“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一文，对胡适的思路进行了批评，并充满睿见地指出中国的出路：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