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国报刊研究热
　　
　　借鉴李金诠教授的说法，民国报刊大概可分为三类：商业报刊、政党报刊和专业性报刊（文人报刊）。第一类报刊以上海《申报》《新闻报》《万象》杂志为代表，以追逐发行量和商业利润为目标，难免有闻必录、风花雪月，很少涉及国内外重大问题。虽缺乏政治意识，却颇受大众欢迎。第二类以国民党《中央日报》和《三民主义》月刊、共产党《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和《红旗》周刊为代表，它们作为政党喉舌，为宣传自己的主义学说以及政治斗争服务。第三类以《大公报》《东方杂志》《努力周报》《独立评论》《观察》等为代表，它们多为专业报人主持，或为知识分子兼办，自许为文人论政、思想启蒙、言论报国的工具。三类报刊虽有交叉重叠，如商业性报刊并非完全不谈政治，政党报刊亦非不照顾到商业因素，但将上述三类报刊概括为商业类报刊最赚钱、文人办报最受尊敬、政党报刊最有权势，应该与事实相差不远[2]。就本文而言，主要论及第三类报刊。
　　近年来，学界对民国时期文人报刊的研究呈现出日益繁荣的局面。一方面，部分民国文人报刊或文集得以出版或再版，如河南文艺出版社的“回眸《新青年》系列”（1998年，共分为语言文字卷、哲学思潮卷、社会思想卷三卷），岳麓书社的“中国近代期刊影印丛刊”四种（1999年，其中《努力周报》1册、《现代评论》8册、《独立评论》10册、《观察》6册），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胡政之文集》（2007年），东方出版社的“民国三大报人文集”（2011年，《张季鸾集》《储安平集》和《陈布雷集》）。另一方面，相关研究性论著日渐增多。通论性著作有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史》。此外，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和闫润鱼《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两书都设专章，以较大篇幅对“自由主义的舆论阵地”进行评述[3]。在专题性研究方面，以对《大公报》[4]和《独立评论》[5]的相关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倪邦文对《现代评论》、谢泳对《观察》、洪九来对《东方杂志》、何方昱对《思想与时代》、谢慧对《今日评论》的研究也颇值得称道[6]。
　　据统计，国家图书馆所藏民国刊物的种类成千上万，大多还静静躺在档案库里，被整理重印的只有《新青年》《努力周报》《现代评论》《独立评论》《观察》等少数几种，学界的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这几种报刊上面。李金铨教授有意思地发现，他在组织“自由的理念与实践：知识分子与报刊”的研讨会时，“邀约学者们就范围和主题内自由择题撰文，不料多数作者不约而同环绕胡适的言论事业展开讨论，有些题材不以胡适为中心，也无法不旁涉他的角色”[7]。而上述几种刊物都与胡适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充分表明胡适在中国报刊言论史上的地位，章清教授将以胡适为中心的文人群体称之为“胡适派学人群”。在上述几种刊物中，《努力周报》是近代第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论政、启蒙兼有的综合性周报，它象征着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初的聚集。但是，学界对其的专题性研究非常缺乏，在沈毅教授的著作出版之前，只有零散的几篇论文。
　　《论政与启蒙》是第一本全面介绍《努力周报》的专著，全书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总论”，包括两章：第一章“由‘不谈政治’到《努力周报》”，介绍《努力周报》两位核心人物胡适和丁文江办刊的心路历程；第二章“‘努力’论政，不忘启蒙”，阐述《努力周报》的两项主要任务——论政和启蒙，并指出《努力周报》前期重论政、后期重启蒙的特点。第二部分“分论”，包括四章：第一章“《努力周报》的论政”和第二章“《努力周报》的启蒙”系统介绍了《努力》在论政、启蒙方面的具体贡献，向我们清晰传递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第三章“《努力周报》版面和栏目”和第四章“《努力周报》与同人”，指出《努力周报》重内容、不重形式的特点，以及“同人”刊物存在经费筹集、组稿困难等缺点。第三部分“合论”，包括两章：第一章“《努力周报》的停刊”，刻画了《努力周报》所处的“有限的自由”之外部环境，在政治混乱的局面下，胡适等知识分子也日渐认识到论政的“无济于事”，决定放弃时效性强、适合论政的《周报》形式，将之改组为半月刊或月刊（后未果），转而从事文学和思想启蒙；第二章“《努力周报》的遗产”，积极评价了《努力周报》的政治和思想遗产，并高度评价了胡适的贡献——“胡适作为实验主义的信徒的一句口头禅就是‘自古成功在尝试’，他真诚地论政，真诚地启蒙，也就必然会真诚地办报”[8]。
　　至于《论政与启蒙》在方法论层面的意义，著名历史学家夏东元教授的评价颇为精到：“沈毅同志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报刊活动的研究方面锐意进取，不断有阶段性成果的问世，这本身既繁荣了新闻史的研究，也对近代历史的研究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沈毅注意历史学方法和新闻学方法的融合与贯通，这对于不断探索和完善新闻史特别是报刊个案研究的模式，是会有帮助的。”[9]当然，如果历史学方法和新闻学方法的融贯力度不够，其局限性也就难免。沈著采用的新闻学方法主要体现在第二部分第三、四两章，但这两章篇幅过短；同时，沈著在历史学方法上的贯彻还有待深化。从书后附录一“《努力周报》的作者与篇目”来看，很多《努力周报》上的文章并没有进入作者的分析视野，有志民国报刊研究者应接过沈毅教授的接力棒，将相关论题继续深入下去。
　　
　　二、文人论政
　　
　　首先，胡适等自由派知识分子走上报刊论政、言论救国的道路，根源于他们的传统士大夫情怀。中国的传统士大夫向来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作为人生方向。胡适还提出一种比“三不朽”的内涵更加丰富的“社会的不朽论”：“个人的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言语行事，无论大小好坏——都留下一些影响在那个‘大我’之中——都与这永远不朽的‘大我’一同永远不朽……‘社会的不朽’，其实只是把那‘三不朽’的范围更推广了。”[10]虽然胡适等现代知识分子或者说文化精英不再具有传统士大夫的身份，但这种“以天下以己任”的士大夫情怀仍然深深植根于他们的意识中。如余英时所言：“胡适在美国受过比较完整的现代教育，他在提倡白话文时也明白反对过‘我们士大夫’和‘他们老百姓’的二分法。但是他后来在讨论中国的重建问题时，稍不经意便流露出士大夫的潜意识，所以他把日本的强盛归功于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几十个人的努力。言外之意当然是寄望于中国少数知识领袖作同样的努力。”[11]在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一文中，上述士大夫和精英意识更表露无遗：“中国政治混浊，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是因为少数的优秀分子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我们不是少数的优秀分子，谁是少数的优秀分子？我们没有责任心，谁有责任心？我们没有负责任的能力，谁有负责任的能力？”[12]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