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深具政治关怀。1922年，胡适自述道：“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当我在大学时，政治经济的功课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时间。当1912年至1916年，我一面为中国的民主辩护，一面注意世界的政治。我那时是世界学生会的成员，国际政策会的会员，联校非兵会的干事。”[13]在美国留学期间，胡适还积极参加各种同选举有关的集会，并以美国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来反观和审视中国政治的弊端，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吾国几十年来的政府，全无主意，全无方针，全无政策，大似船在海洋中，无有罗盘，不知方向，但能随风漂泊。这种漂泊（Drift）最是大患。一人犯之，终身无成；一国犯之，终归灭亡。”[14]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胡适是打定主意不谈政治的：“1917年7月我回国时，船到横滨，便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到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15]在胡适看来，中国政治局面的改观只有通过“中国的文艺复兴”奠定思想基础后才有可能。这里的“不谈政治”是指不以公开形式对政治制度、政局、政策、政治人物等进行直接评价，貌似不关心政治，其实仍是一种深刻的政治关怀。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国家，文化即政治，对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就更是如此。恰如胡适自己所言：“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懒惰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16]但“不谈政治”在糟糕的政治局势下难以做到，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文化精英）不可能回避自己的责任，正如1920年胡适等人发表的《争自由的宣言》开头所讲：“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验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17]胡适虽极力控制自己“谈政治”的意愿，但在创办《努力周报》之前，他还是有几次谈政治的举动。除了上述《争自由的宣言》外，他还于1919年7月20日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21年5月9日受邀在清华园演讲《废止国耻纪念的提议》、1921年在中国大学演讲《好政府主义》，等等。而胡适的好友丁文江则极力主张谈政治，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写道：
他常责备我们不应该放弃干预政治的责任。他特别责备我在《新青年》杂志时期主张“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话。他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18]
　　
　　正是在丁文江的鼓动下，胡适、丁文江决定联合“同人”创办一份专门论政兼思想启蒙的周报，以1922年5月7日《努力周报》的创办为标志，胡适进入正式“谈政治”“努力论政”的阶段。
　　其次，虽然正式“谈政治”，但胡适等人都是深处高等学府殿堂的高级知识分子，有自己的专业领域，这决定了他们对实际政治的谈论或参与仍属“业余”性质。他们深受传统“君子不党”思想的影响，甚少愿意通过组党的方式直接参政，他们属于观念或理念型的知识分子。正如傅斯年致胡适信中所言：“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19]在胡适看来，民初十年所以“天下大乱”，就在于政党狭隘，党同伐异，缺乏容忍。因此，中国的急切需要是宣传而非组党：“叫大家认清我们的公敌是恶势力的政府，我们的责任是向这恶政府作战，这就是我们的大党了。”[20]胡适曾发表《政论家与政党》一文，指出有三种类型的政论家：服从政党的政论家、表率政党的政论家、监督政党的政论家。中国向来不习惯政党政治，近来越发厌恶，中国最缺少的不是政党的政论家，而是“独立的政论家”。胡适想做的即是监督政党的独立政论家，这类政论家是“超然的”“独立的”，“他们只认社会国家，不认党派；只有政见，没有党见……他们身在政党之外，而眼光注射全国的福利，而影响常在各政党的政策”[21]。
　　胡适等人虽组织“努力会”，但其正式成员一直很少，《“努力会”简章》最初列举的正式成员只有胡适、丁文江、王徵、任鸿隽四人，后来虽有新成员不断加入，但也没有超过十二人。而且，按照“努力会”的章程规定，“本会的性质是秘密的”。已成为会员的都是社会知名度很高的成功人士，“努力会”可谓一个超级精英俱乐部，其意在主动寻找合格者，而不是被动地拒绝或接受申请者[22]。作为一个“同人”刊物，《努力周报》的运行依靠社员每人捐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办刊经费谈不上充裕。章清认为这种同人办刊论政只能算作“政治的业余性”：“当他们聚集在一起，首先就排除了组成政党的可能性，也对于诸如‘革命’的诉求和‘到乡村去’的民粹主义关切，持断然否定的立场。实际上他们仍旧是以做学问的方式来介入政治，办起一张报纸，得三五知己，就感到对这个国家和社会尽到责任，也使他们获得良心上的安慰。”[23]此外，胡适等人都是独具个性的高级知识分子，虽有类似的自由主义倾向，但对具体问题的看法和行为方式多有不同，甚或发生冲突。比如，1924年9月间，胡适和高一涵就曾因如何看待商务印书馆接办新《努力周报》的条件上，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冲突。由于缺乏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约束，努力会和《努力周报》在政治上的影响难免有限。
　　其三，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政府当局的关系颇为微妙。如前文曾述，胡适等人曾在1920年发表《争自由的宣言》，但实际上，他们享有的自由并不算少，甚或可以说很多。《努力周报》创办于北京，对北洋政府当局多有尖锐批评，何以并没有受到政府当局的干扰？胡适认为：“其实中国官吏并不是愿意给我们自由，只是他们一来不懂得我们说什么，二来没有胆子与能力干涉我们。”[24]认为军阀们“不懂”恐怕不确，军阀政府“没有胆子和能力”倒是事实。正如沈毅教授指出的：“军阀看似气势汹汹，实际上力量很有限：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政党；不具备有效控制社会的各种权力网络；虽想利用孔教控制民众思想，却缺乏持久动员的力量，也难以屏蔽和过滤政府系统以外的舆论声浪。此外，军阀之间矛盾不少，还没建立起强有力的利益共同体，有的军阀还要装出尊重舆论的‘开明’模样。”[25]反而是到了国民党时期，对言论自由的控制日渐加强。1929年，胡适在《我们要我们的自由》一文中对国民党提出批评：“近两年来，国人都感觉舆论的不自由。在训政的旗帜之下，在‘维持共信’的口号之下，一切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得受种种的箝制。异己便是反动，批评便是反革命。”[26]民国著名报人胡政之也有类似看法：“北方军阀专政，虽说一样地干涉报馆，但是因为智识太欠缺的缘故，新闻记者只要立身行己，有卓然自全之道，在新闻技术上很容易避免危险……民国十七年革命军统一北方，党部成立，言论便渐渐不如军阀时代自由。”[27]实际上，在国民党时代，言论自由的空间仍然很大。因为国民党从来就不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和高度内聚力的政党，党的组织长期处于派系纷争和软弱涣散的状态中，只能说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有独裁之心，却无独裁能力，其“党力”相对于中国的国家规模而言并不强大。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没有获得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普遍拥护，其对知识分子和报刊言论的控制力也较弱[28]。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和《观察》等诸多论政刊物的生存空间。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