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康德先验原则的体现者,卡西尔从两个方面发展了康德的理论:一方面他把康德的先天形式发展为生成着的符号形式;另一方面他把康德哲学的逻辑结构与人类文化领域结合起来,把康德的先验原则运用到人类的一切活动中,从而把康德的理性批判变成文化批判。卡西尔的《实体、函数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最早对相对论作出哲学反应的著作之一。经过现代科学的洗礼,在卡西尔那里,认识的先验条件转化为一种时空观念,一种符号形式。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使客观地起作用的创造力被主观地发现了,卡西尔符号形式哲学赋予了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以存在论的意义。卡西尔的哲学以文化为研究领域和基点,从符号形式方面对人类经验予以科学的、现象的分析,这不仅扩大了康德哲学的知识论原则,也为德国的人文主义传统找到了知识的、科学的、现象学的表现形式。卡西尔开辟的文化哲学研究为我们理解人的完整性,理解多样的世界奠定了新的方法论基础。在文化哲学成为显学的今天,重新审视卡西尔这位唯一在中国哲学文化中有现实影响的新康德主义思想家的思想进路,对于克服传统的唯理智主义对文化哲学研究造成的困惑,走出“纯观念的王国”[1](P5),清理文化哲学研究的地基,回答“真正的人的科学如何可能”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康德的先验图式与文化哲学的奠基
　　康德在1793年致卡尔·弗里德里希·司徒林的信中说:“很久以来,在纯粹哲学的领域中,我给自己提出的研究计划,就是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1. 我能知道什么?(形而上学)2.我应该做什么?(道德学)3. 我应该希望什么?(宗教学)接着是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人是什么?(人类学,二十年来我每年都讲授一遍。)”[2](P199)如果把《实用人类学》放入康德整个批判哲学的脉络中,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新的看待康德哲学的视角:他的批判哲学(《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是建立先验人类学的努力。康德的先验哲学(他称做先验唯心主义和批判唯心主义)对人类的各种能力(知、情、意)的先天原则进行批判的考察只是为真正的、实用的人类学奠基。康德的真正目标是建立融会人的知识、情感和道德为一体的,体现出人的自由能动性的、人的崇高性的人性论或人类学。这样一来,康德哲学就可以被看做两种人类学的合一,即由三大批判构成的先验人类学和经验性的实用人类学的合一,后一种人类学是前一种人类学的归宿[3](P226)。这两部分都以关于“人的知识”和如何运用“人的知识”为己任。
　　关于“人的知识”只能到人的创造物中去寻找。维柯的“真理与创造物相互转化”这一新科学的第一原理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8世纪,数学、力学、天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在康德看来,关于“人的知识”隐藏在人类最伟大的创造物——数学自然科学知识中。关于“人的知识”是其他一切知识的前提,这个前提是先于经验的(先验的),是隐而不显的。如何从人类的“知识库”中发掘出那个深藏着的先验原理是康德知识论的首要问题。在这种意义上,康德的工作也可以叫做“知识考古学”。知识是人类的“制作”。先天知识是制作的依据,先验哲学只研究先天知识被运用的那一部分。只有这一部分是可以把握的,至于先天成分中没有被运用的部分只能是潜在的,不是现实的,因此不在先验哲学研究的范围内。先验哲学是面向“现实”的,它是关于“人的知识”的现象学。
　　康德对纯粹理性的批判旨在厘清为自然科学提供基础的、独立于经验之外的“纯粹部分”(理性)。这个“纯粹部分”决定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它是人自身的界限和本质,也是人认识外部世界的方式、尺度和界限。人是凭借着这个“纯粹部分”为自然立法的。人是靠着这个“纯粹部分”、这个“天分”与世界打交道的。人应该充分地利用这个“天分”(理性)。康德通过追问“科学知识如何可能”和“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走向经验世界的深层,走向那个纯粹的领域,洞彻经验的逻辑结构和规律,它的普遍原则和条件,即先验的形式结构及其发挥作用的机制,去追寻知识制造的过程。康德称人类创造知识的能力为知性,指引知性发挥作用的是 “ 先验图式”,用他的话说,就是一种“ 限制知性概念使用” 的形式和条件。康德特别强调了图式的形式特征无论是可能性条件还是普遍性条件, 都蕴涵着一种超越具体经验对象的形式规定[4]。通过先验图式,感性和理性在先验想象力中融为一体。在康德那里,图式是作为方法而不是作为实体的。在通往纯粹知识这一片晦暗不明的领域的途中,《纯粹理性批判》点燃了一把火炬,不过,它所指向的不是那超乎感性世界之外的未知领域,而是照亮着我们自身理解活动这片漆黑的区域。康德的先验方法并不发展为超验的、超感性的,而是把我们引回到理性的深度,使我们认识和把握理性的前提及其基本力量[1](P7)。这一基本精神贯穿于三大批判的始终。
　　关于“人的知识”不仅要到人类认识的成果——科学知识——中寻找,也要到人类行动的创造中去寻找。人不但为自然划界,也为自己划界。在那个纯粹的领域里,不但蕴藏着人类的认识原则,也蕴藏着人行动的原则,即人行动的先验条件。在“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一命题背后回响着的“人的自由如何可能”这一更深层、更重要的命题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得到了解决。人凭借着实践理性这一天赋的能力从自己出发,在现象世界,在可感的、物理的、必然的世界中创造出了一个“事件的世界”来。这个行动的、实践的领域具有原创性,人的主动性在这个领域得到了体现。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持否定态度的“超越”问题,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在活生生的经验中,人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生命”不可以真的分割为“理论”和“实践”两大块,如何在“同一的理性”中理解人的完整性?理性规定下的意志(纯粹意志)怎样才能创造出“作品”来?这是人实现“不朽”的最关键的问题。必然的世界和自由的世界,都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两个世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是这两个世界靠什么联系在一起?人的行动是自由的,是“从心所欲”的,但不是毫无顾忌、任意妄为的,它受到必然世界的限制,受到目的的引导。人鉴别完美的能力(康德称为审美鉴赏力)把必然世界和自由世界连接起来。人的这一天赋的能力在人“当机立断”之际显现,相机而动。意志是自由的,它可以不受可感世界的摆置,自行其是。因为意志是“自由”的,所以它可以不计利害行事。理性存在物在不计利害的前提下进行创造,他需要“材料”,他在处理这些“材料”时需要“通盘考虑”,行动要及时,判断在当下。这就要求这种“通盘的考虑”在瞬间完成。审美判断需要人在感觉到事物时,“感而遂通”。显然,理智不能担当此任,因为概念推理是延迟的,所以判断不能依凭概念。同时,它也不能违背理智的规则。审美判断是一个“情通而理达”的状态,理即形式。“通情达理”的审美判断的先验条件是想象力利用知性提供的材料构制的蓝图,这个蓝图即主观形式,它如影随形,无时不在,它是当机立断(鉴赏判断)的依据。康德首先在人的审美心理上寻找一般鉴赏判断的普遍有效的先天条件,然后在人类审美的经验事实即艺术和艺术史中,寻找鉴赏判断及审美愉快普遍传达的先天条件[5](P198)。就审美鉴赏的对象和认识的对象而言,它们是同一个对象;就内容而言,却是不同的。鉴赏的内容是自由的,认识的内容是必然的。在人的创造过程中,自由和必然统一起来。 在人的创造物中,纯粹形式的、没有感性直观的、不在时空之内的道德自由具有了可感的内容,有了“不确定”的时空直观形式,这种形式不是必然知识的图式,而是自由世界的象征。因为这个形式是主观的、自由的,所以它不显示对象的客观属性而是显示那最隐秘的“本体”、“人自身”。在这自由的时空中,不可感的、在必然的时空中隐而不显的“物自身”显现出来。“我”从内部给所有行为和关系分派了质和形式,这个物的世界因为“我”而有了生命。先验哲学向人们提示:人有一个向世界的实际构造敞开着的结构。人可以凭借这个已有的结构建立起与实在的日益丰富的关系;人可以凭借这个结构塑造自己,通过“尽(显)物之性”,而“尽(显)人之性”。康德哲学的问题不仅仅是为自然立法和为自由立法的问题,而是要考察人类整个文化实践生活所赖以成立的理性的先决条件,考察人类精神能力的本性、功能、界限和范围,以及人类的天职、希望和历史的未来方向,探究人类文化在其先天意义上究竟如何可能[6](P12)。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