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代科技风险的特征
　　
　　当代科技风险是随着20世纪中期新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而产生的，科技所带来的巨大威胁正在成为整个世界的焦点。当代科技风险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当代科技风险具有“不可感知性”和“知识依赖性”双重特征
　　在工业社会早期，工业发展带给人们的景象是：弥漫在伦敦空气中的煤烟，下水道恶臭的有毒水汽，德国工业中心的上空长期的灰黄色的烟幕等等。这些危险明显地刺激着人们的眼睛和鼻子。而当代科技风险则逃离了人们的感知能力，以放射性、基因变异、空气和水中看不到的毒素等无法明显感知的形式存在。对它们的“感知”则“只出现在物理和化学的方程式中(比如食物中的毒素或核威胁)”，并依赖于科学知识的界定。“人们关注的焦点正越来越集中在那些受害者既看不见也无法感知的危险之上；……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危险都需要科学的‘感受器’——理论、实验和测量工具——为的是使它最后变成可见和可解释的危险。”“不可感知性”不等于风险并不存在，而是说明它的表现形式较之以前更加隐蔽、模糊和不确定。除非发生了实际的核泄漏并造成了影响或者出现了禽流感的感染病例，否则，人们并不明确地知道正在应用的一些技术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影响的范围是多大、有多大的可能性造成严重后果。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们只能在方程式和统计数据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但对于现代风险而言，其作用也是相当有限的。
　　这种“不可感知性”和“知识依赖性”表明了当代科技风险具有现实的和建构的双重属性。风险的本质不在于它正在发生，而在于它可能会发生，因此我们不能将其作为既存的外在之物去观察它，在这个意义上，必然是建构的。但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建构风险，相反，风险正是在建构过程中被逐步揭示的，必须结合那些保证其存在的技术敏感性和技术诀窍。风险的客观可能性的存在是前提，在此基础上，风险在媒体、科学或法律等知识媒介中被转变、夸大或削减。
　　
　　2　当代科技风险具有“人为的不确定性”
　　当代科技风险主要来源于人类自己的决策，即“人造风险”，更确切地说来源于现代科技的发展。首先，来源于技术化环境的风险。前现代的灾难一般都是外部对人类的打击，因此都可以归之于自然的神秘力量。但随着科技的发展，自然便逐渐退化为人类控制与利用的对象。然而，技术的成功却带来了新的风险形式，生态危机、全球环境变化、各种新的变异病毒(禽流感、SARS、疯牛病、甲型H1N1流感等等)开始向人类科技挑战。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则早已超越了纯粹的科学技术本身而是向人类自身提出了挑战和质疑。人工智能对于人类自身的潜在威胁成为世界的焦点。2010年5月20日，美国科学家宣布“完全由人造基因控制的单细胞细菌”研制成功，这意味着世界首例人造生命的诞生，由此它被命名为“人造儿”。生物技术正在颠覆“进化”的概念，同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对于人的价值、伦理和意义的冲击。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现代科技本身似乎也无法为此给出任何确定的预防机制或解决措施。现代的“生态威胁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知识的结果，是通过工业主义对物质世界的影响而得以建构起来的”。
　　其次，是制度化风险的发展。制度化风险的发展同现代科技与制度的结合密切相关。典型的例子就是现代经济制度。现代的一系列经济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为人们提供了风险的激励机制(如投资市场、股票市场和金融市场)，同时各种制度为人类的安全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但这种制度潜藏的无法控制的因素又带来了新的风险，即制度性风险。
　　当代风险的决策性质使得风险超越了外部而成为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而这种决策“是由整体组织机构和政治团体做出的”。技术一经济的发展，科技成果的应用，现代的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等一起为工业风险负责，同时也意味着当代科技风险固定责任人的缺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则称之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这种制度化风险的一种表现。金融工程技术这一知识体系包括了金融学、经济学、数学、统计学等。在投资银行满怀信心地利用精湛的金融工程技术的同时，却忽视了当代科技风险已远远超越了科技自身，它是一种社会问题并涉及多方利益主体。金融工程技术增加了金融交易的环节，所带来的一种社会负效应就是疯狂的投机，由此又加剧了金融衍生品的“滥用”和房地产的泡沫。这种社会负效应是排除在金融工程技术的知识体系和评估体系之外的。传统风险评估局限在封闭的依据共同契约的科技专业人员共同体中，排除了共同体之外的任何因素的渗入与参与。但是，在当代的科技风险面前，这种封闭的以范式为基础的科学实践不再适用。当代科技风险处理的问题涉及到一个复杂的系统，它不仅要求科学内部评估的有效性，而且涉及到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领域，同时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领域具有影响。金融工程技术所隐藏的另一种风险来源于其方法论，金融工程的方法是数学建模、数值计算等工程技术方法，而当代科技风险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不可计算性”。
　　
　　3　当代科技风险具有“不可计算性”的特征
　　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个人保险和公共保险，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交通保险等等。以这种方式，传统工业社会发展出了一套应对风险的预防和赔偿的标准规则体系，这些体系靠事故统计学的帮助使不可计算的事件变得可计算，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人们的安全意识。“可计算性”风险的基础是统计学及概率计算。这要求预先有一些经验的统计数据作为推算的基础，同时，造成损害的因果关系在一定时期内要保持稳定。这种方法一般用于物质性损害，同时排除了技术损害中人为因素及社会因素的影响。例如，对来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统计、对某一复杂技术系统出现故障的风险评估等等。
　　然而，核能的、化学的、基因的、生态的大灾难摧毁了以科学和法律制度建立起来的风险计算的逻辑基础。科技风险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并逃离了人们的感知范围和可预测范围，它不仅涉及某一物质性危害的结果，而且可能包含多种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灾难，而原因则可能来源于多种途径。正如贝克所说，所谓可计算和可选择的安全不包括核灾难，也不包括气候变迁及其后果，亦不包括亚洲经济崩溃，不包括低概率但高效果的未来技术的各种形式的风险。事实上，大多数引起争论的技术，比如遗传工程，是没有个人保险的。全球性的灾难后果使金钱补偿机制失效了；预防式的 事后安置因致命灾难情况下可想象的最坏情形而被排除，对于结构进行检测的安全概念失效了；“事故”成为一种有始无终的事件，在时间上无休止地蔓延，从而正常的标准、测量的程序以及计算的基础均被破坏了。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