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的全球金融危机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思，而作为成就了现代金融领域的“金融工程”仍然是被完全排除在任何异议之外。就在人们痴迷于各种高科技所带来的物质财富激增的时候，科学技术另一种潜在的威胁也正在孕育并发展着。这种威胁同样表现在金融工程技术中，是现代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新的科技风险形态。这种科技风险经历了数次历史演变，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具备了当代的形态特征。
　　
　　一、科技风险的内涵及历史演变
　　
　　1　科技风险的内涵
　　科技风险与科技价值及其实现密切相关。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出发，科技价值就是指现实的人同满足其某种需要的科学技术的属性之间的一种关系。科技价值包括科技的固有价值和科技的社会价值，前者指由科技本身固有的属性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后者则指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过程中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和意义。科技价值只有通过价值实现才能由潜价值转化为显价值，使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各种需要得到实际的满足。
　　科技风险是伴随科技价值实现的过程而产生的，是指科学技术在应用过程中所可能引发的危害或损害。科技风险是科技价值在实现过程即被消费、被享受中，科学技术对人或社会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来源于科学技术内在的不确定性。
　　首先，科学知识本身具有不确定性。进入20世纪，由牛顿经典力学构造的完全确定的世界图景开始动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观否定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彻底打破了拉普拉斯决定论的自然图景，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日益表现出非线性和不确定性的一面。在科学哲学领域，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否证式科学发展观打破了传统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理论发展的确证性原则，深入揭示了科学知识的相对真理性的一面，“消除错误导致我们的知识即客观意义上的知识的客观发展，导致客观逼真性的增长，它使得逼近(绝对的)真理成为可能”。
　　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早就包含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之中，科学知识的条件性和相对真理性是马克思主义一贯坚持的科学观。“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我们的知识对于客观的、绝对的真理的接近的界限是历史地有条件的，可是这个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之逐渐接近于它是无条件的。”只不过，科学知识的这种相对性长期以来都被人们忽视了，在物质财富面前，“知识在谬误中前进”被迫退到了幕后，这种忽视是产生当代科技风险的重要原因。
　　其次，科学知识中社会因素的渗透进一步增加了这种不确定性。在20世纪中后期逐渐形成了以汉森(N.R.Hanson)、托马斯·库恩(ThomasS.Kuhn)和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等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从而使科学成为一种发展知识的方法论框架或理论范式，并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库恩的“范式”(paradigm)理论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所谓范式，是指从事同一个特殊领域研究的学者所持有的共同信念、传统、理性和方法。范式决定了科学家的世界观、价值观、信念体系、思维方式等等，同时科学知识的意义和标准也由范式给定，是历史的和相对的。以库恩的历史主义解释为契机，在20世纪末，涌现出了一股由社会学家掀起的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和解释的思潮。默顿(Robert K.Merton)的科学社会学阐明了科技活动不仅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社会诸因素的强烈影响，而且在内部也是社会化的存在。之后，以“爱丁堡学派”(EdinburghSchool)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则将科学知识完全纳入了社会的范围。
　　从逻辑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再到科学知识社会学表现了科学知识由确定性向不确定性、由绝对真理性向非理性的转换过程。这一过程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局限性，但是他们提出的科学中的非理性因素对于打破知识的盲目信仰是有积极意义的。非理性因素在科学中确实存在，它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人的认识水平的有限性，同时也揭示了科学知识中真理性和相对真理性、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辩证统一。
　　
　　2　科技风险的历史演变
　　关于科技可能引发危害这一点，人们很早就意识到了。早在1750年，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论艺术和科学》一文中就曾论证，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将导致道德败坏，最终必将无益于社会的进步。每个时代的科技风险都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在现代科技革命以前，这种形式更多地存在于贤哲们独特的思想中，并非明晰的现实形态。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在当代，科技风险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普遍。各种高新技术发展的风险问题空前涌现出来，包括生态风险、基因技术风险、网络风险、核生化技术风险、纳米技术风险、航天技术与太空风险等等。20世纪中期以来，关于科技风险的讨论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是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的争论主要是科学技术专家关于核能控制和评估中的风险研究，相对而言，普通公众对科技风险的讨论比较微弱。风险的应用领域则主要限于经济的范围，风险评估也基本限于概率、数学函数或模型等可计算的范围之内。由此看出，此时的风险定义带有明显的经济学色彩。
　　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一个转向，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批评者和新技术的反对者开始主导风险问题的争论，公众开始质疑高科技的后果带来的负效应，“风险”问题越来越超出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概率计算范围，逐渐向公众化、社会化和政治化转移，不断引起新旧价值观的冲突与变化。风险研究也开始关注个人心理学的因素，个人的感知、偏好、背景、信念等更多主观性的东西被融入风险研究中。“这些因素证实了对风险的直觉理解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能化约为概率和后果的乘积。”
　　20世纪80年代之后，人们对风险问题展开了全方位的讨论。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件成为风险问题研究的转折点，此后，风险问题突破了核能的狭隘领域而扩展到生物技术、科技伦理、全球

生态问题等多种领域，风险分析也广泛涉及到社会学、政治学、文化理论等各社会科学领域，同时，各种协会组织及广泛的社会成员也加入到风险研究与讨论中来。风险问题带来的全球冲击使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并开始对现有的社会制度造成冲击。正是在这一阶段，“风险”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