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共产党相对的，国民党也努力于国家政权的建构并试图打入乡村社会，这与共产党打击乡绅的行为可谓殊途同归。“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内的一切反革命势力：反动派、买办、大地主、绅士、安福、交通、研究、外交各系，正在设法牵制国民政府的政策使不得行，并且用全力破坏革命的根据地”。因此，“目前要解决县政问题”即是“要取消绅耆名目，严禁绅士会议以防止土豪劣绅垄断乡政”。
　　 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双重威胁下，绅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五、 建国后乡绅的瓦解与转型
　　 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中，经过了“大辩论”、“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封、资、修”遭到无情批判。农村社区的礼俗、乡绅阶层、家族宗亲组织等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随着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农村政治环境的宽松，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下，部分民间礼俗又恢复原有活力，一些公共性活动兴起，家族宗族开始复兴，开展起了如修谱，建祠堂，祭祀等活动。另外还有最近新兴的非正式组织，如“红白事理事会”、“老年人协会”和一些其他团体。这种非正式组织也涌现了许多的新兴农村精英。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村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社区涌现了“新乡绅”团体。
　　 江西省村落社区建设中，发挥“五老”作用的做法，给了我们启示。它们将村里的“五老”——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劳模、老复员退伍军人组织起来，组成了所谓“一会五站”——志愿者协会、卫生环境监督站、公益事业服务站、社会互助救济站、问题活动联络站、民间纠纷调解站(也有建立“一会六站”的，即再加上科技信息传递站)。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引导，建立起社会网络，发展公益事业、调节社会关系、丰富闲暇生活。但是我们看到，这种形式是通过政府引导而建立的，在“自治”方面还存在着相当的不足。
　　 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在2008年开展了复活乡绅力量，并制度化为村监事会的实验。所有监事都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民主产生。一般是本行政村中的三老、镇人大代表和在本村有较高威信的村民。但这种形式遭到了村官的普遍抵制，很多村官对此热情不高，这种“三老”离监督村务的目标尚任重道远。然而不可否认的，这种模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广东葛岸村组成智囊团，为村中公共事务建言献策。智囊团成员涵盖村里工商界的精英、德高望重的人士，以及一些老党员和退休老干部等，村里重大的事项交由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前，先交由“智囊团”审议。智囊团的职能更多的是审议和监督，村民代表大会拥有最后权力，这样也能够避免这种乡绅力量谋取个人私利。这种脱胎换骨后的“新乡绅”，在政府和农民间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对村民而言，他们能调解民间纠纷，维持乡村社区的秩序，对于政府，新乡绅群体对于完善农村基层自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有着重大意义。
　　 最近几年，“新乡绅”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如何通过制度创新为“新乡绅”发挥作用创造更大空间，使“新乡绅”摆脱传统乡绅的痼疾和弊端，与时俱进，真正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作用，是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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