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乡绅集团的初步形成
　　（一）秦汉之三老
　　战国魏有三老，秦置乡三老，汉增置县三老，东汉以后又有郡三老，并间置国三老。
　　乡是县以下乡村组织中最大的单位。乡有乡吏，如有秩、啬夫、游徼及乡佐等。乡户在五千户以上者置有秩，不及五千户置啬夫。这些乡吏是郡县属吏，是地方的行政属吏，与乡三老不同。乡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汉书·高帝纪》二年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繇戍。以十月赐酒肉”。《续汉书志·百官五》规定了“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三老虽有乡官之名，却非属吏，但教化之身份使之受到社会尊重，故被视为乡官之首。
　　 乡三老由“举”产生；县三老从乡三老中“择”任。三老虽非正式吏员，其察举却一如正式吏员。正是由于选任程序一同官吏，编制员额见于法令，使“非吏”的乡县三老职务，染上强烈的官吏色彩。
　　 三老的这一身份，使他们在民众的心目中，被视为自己身边最具亲和力同时又最具权威的官方代表，而在国家一方，他们作为国家有意树立并为法令所认可的地方社会领袖，则是基层社会中政府可以凭赖的首席民意代表。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地位，三老在地方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具有独特的媒介、缓冲和沟通作用，并拥有很高的声望。
　　（二）魏晋南北朝之三长制
　　 魏晋时代，三老之名虽然尚可见到，但已渐渐消失了。
　　 魏晋时亭已不多见，到南朝刘宋时，逐渐废弃。同时，里的组织却日益普遍。乡之下，有里之设置，凡百户设里吏一人；地广人稀处可稍减，但不得少于五十户。
　　 北魏时代，北魏太武帝太和十年（486年）行三长制。以五家为一邻，立邻长；五邻为一里，立里长；五里为一党，立党长。任邻长者，可以免一人徭役；任里长者免二人；任党长者免三人。三长又称为三正，其设立目的是为了配合均田制之实施，以达到均赋税、平徭役之目的。北魏末年以降，随着形势的发展，兵燹不断，赋役日多，成为百姓的沉重负担。可以说，正是百姓与朝廷利益上的对立与“三长”身为官方代言人的角色，使得他们在民间处境尴尬。
　　（三）隋唐的邻保制及乡绅的初形成
　　 隋开皇九年，文帝准苏威奏议，制百家为里，设里长一人；五百家为乡，设乡正一人。
　　 唐高祖灭隋后，重新组织乡村。《旧唐书》言：“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在邑居者为坊，在野者为村。村坊邻里，迅相督查。”里正、坊正和村正之职由县官自勋官六品以下之丁男中，选取身家清白而强干者充任之。里正的任务，《通典》有载：“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里正实际负责地方上的一切事务，任务繁重，唐朝遂免除了里正的一切劳役和赋税。隋唐以后，县以下的官吏由朝廷选派。至此之后，汉代下情上达的管道为之闭塞，乡制遭到破坏。
　　 值得注意的是，隋朝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大业年间，隋炀帝以“试策”取士，这标志着科举制正式诞生。隋灭后，唐朝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随着科举制度的逐渐完备，也诞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乡绅。
　　 当时的乡绅阶层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他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他们特殊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基层治理地位。
　　二、乡绅在乡村中的重要地位
　　（一）宋代的乡约对乡绅的重要影响
　　 北宋时，设有里正、户长及耆长、壮丁、乡书手等职务，负责地方上的各种事物。
　　 北宋熙宁年间产生了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乡约——吕氏乡约。它主要是一种以教化为目的的地域性自治团体。朝廷虽对这种地方性的组织并不反对，但也未大力鼓励这种乡约的推广。乡约制度的创造使得乡绅在乡村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了提高。
　　 乡约中特别列出“罚式”，规定犯义之过罚五百钱，不修之过和犯约之过罚一百， “凡轻过规之而听及能自举者正书于籍，皆免罚，若再犯者不免，其规之不听，听而复为及过之大者，皆即罚之。其不义已甚，非士论所容者及累犯重罚而不悛者，特聚众议，若决不可容，则皆绝之。”
　　 我们看到乡约惩罚的底线是“若决不可容，则皆绝之”，对规劝不了的人，大家和他绝交不再理他。这个规定使我们看到，乡约一方面以德业教化为最高目的，另一方面它又必须靠某种冷酷的歧视来支撑。而这样的作用，一般只能也最好由乡绅团体起主导作用。
　　（二）元代社制与科举没落对乡绅的影响
　　 元人设立了“社”的组织。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颁布社规，规定以50家立一社，户数满百，增设社长一人。不满40家的，与附近之村合并成立一社。如无法合并者，也可自设为一社。社中人推举年高通晓农事者为社长。本是为了劝农而设的职务，虽朝廷三令五申到后来仍演变为社长干涉赋税差役婚姻债务，甚至于长久后渐渐形成了一种乡村组织。
　　 元朝长时间的停止科举使得不少士人转向专心治家事亲。这样的士人最易与地域社会结合，从而成为乡绅。元代有名的理学家吴澄在他的《吴文正集》卷73《故逸士熊君佐墓志铭》中，也记载了上述的熊君佐“长治进士艺，驰俊誉。叔父贡士暨乡先辈皆期以早达。仅一试贡闱，而科举废，读书娱亲于山”。又在卷74《黄亨叔墓志铭》中，记载黄亨叔“科举废，学专于身，治移于家，事亲礼无违，丁时多虞，不以公私事贻亲忧”。成为高官的希望虽然渺茫，但是士人成为地方领袖则极有实际的可能。因为有了大量士人的加入，也更为强化了乡绅在地方上的势力。
　　（三）明朝的图册与乡绅的恣纵
　　 明太祖设立了两个很有名的制度：黄册制度和鱼鳞图册。
　　 黄册制度是一种户口记录册。每逢黄册编审，地方州县官把官方的格式分到各户，各户将本户认定田产依照格式填写然后交给甲首，甲首再交给州县官。在编造黄册时，对于里甲增加和减少都必须加以详细的记载，尤其是成年男丁。鱼鳞图册的主要作用是弥补黄册之缺失。在黄册中注重的是登记户口的数目，鱼鳞图册则主要关注田地，描述了田地的好坏大小等等，它是作为收纳税粮的参考的。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