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关于以中国经济建设为中心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战略思维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是完全正确的。世界上不同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是多重的,亨廷顿把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目标分为五个内容:富裕、公正、民主、有秩序、自主性等,1987年我国根据自己的国情提出了现代化的三个目标:富裕、民主和文明,此后又延伸为四个发展目标: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在现代化发展战略中,除了美国等少数内源性现代化国家同步实现不同的发展目标之外,其他国家都是采用先后实现不同目标的渐进性发展战略。通过实现一个主要目标从而带动其他目标的实现,是现代化发展战略中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人们容易把某一特定目标视为关键性的目标,把向此一目标前进当作驾驶‘火车头’并带动火车向其他目标同时前进”[3](P338)。“文革”结束时,中国所有问题和矛盾都集中表现在生产力低下和人民生活贫困上,无论是政治问题和思想领域问题都与经济贫困的问题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所以,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和核心,从而使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呈现出非平均性的发展战略。
　　进入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矛盾面逐步展开并且正在发生着变化,原先被经济高速增长掩盖的其他非经济问题逐步显现出来。“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P1364)这是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再反思和再认识。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核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突出特点,而且集中体现在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上,所以邓小平的反思首先是对经济增长模式的认识,直接后果是提出了经济收入的分配问题,说明他对中国的发展战略的关注由过去单纯的经济增长速度变为经济增长+收入分配。邓小平反思过去发展模式的深层意义在于:经济发展能否带来其它问题的解决?从而在更深层次提出了现代化建设中经济发展和其他目标存在着复杂的多项度的关系,加深了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规律复杂性的认识。邓小平这句话的含义并不仅仅在他本身,而是面对新问题,着眼于对现代化建设发展战略的新定位和新调整。邓小平对经济建设为中心认识发展模式的反思和全球对现代化中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内涵认识是一致的,世界上已经把“经济增长”改为“经济发展”。这一变化将人们过去通常注重的经济增长速度转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整体布局中全面看待邓小平对现代化建设发展模式关注焦点的变迁
　　
　　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之后,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谈话以及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和模式的再认识,是否意味着他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和模式的改变,答案是否定的。
　　一是尽管南方谈话之后关注焦点转向是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但是,其前提条件是“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1](P1364)。邓小平两次关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避免两极分化的论述,都不是无条件的,都提出了解决收入差距前提条件,这就是经济发展起来。许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发展顺序也呈现出“第一阶段应先使经济得到发展,第二阶段考虑社会福利,首先要有增长和效率,然后才有平等”[4](P57)。所以,我们在理解邓小平关于收入分配差距的谈话不能孤立地进行理解,要充分理解邓小平提出分配收入差距解决的历史条件,离开解决问题的历史条件,就会出现片面,甚至偏差地理解邓小平谈话的真正含义。
　　二是要进一步完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战略和模式,既不是简单否认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模式,也不是因循守旧套用过去的发展模式,而是完善既有的发展战略和思路。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之后的再认识,并不意味着它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模式的动摇和否认。1992年12月在杭州、1993年和1994年春节在上海等地仍然强调“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一定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动摇”[1](P1356)。邓小平1992年之后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和模式没有做根本的改变,但也对过去的发展战略做了反思和总结,“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P1364)。这隐含了对过去认为经济发展以后其它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反思和重新认识,其目的就是要更加完善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和模式,而不是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邓小平的谈话并没有改变对中国基本国情判断和发展战略认识的改变,他提出注重分配公平的前提条件就蕴含着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不动摇的情况下,更加注重收入分配公平,把过去不太突出的分配问题作为主要矛盾之一加以解决。
　　三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之后的谈话体现了战略家的宽广视野,是对中国现代化未来发展战略的思考。邓小平作为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体现在他能通过事物发生变化的苗头,从而发现事物发展的未来方向。他不仅自己是这样,而且要求第三代领导集体成员必须具备战略思维的能力,1989年6月他谆谆寄语第三代领导集体“我们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许多小局都要服从于大局,关键是这个问题”[2](P298)。他在1993年编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时,他曾经意味深长地说:“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的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1](P1362)这不仅是他对自己的评价,而且也是他毕生立身行事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境界的提炼和概括。邓小平的战略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超前性,他对收入分配差距和两极分化的担心,并不是针对现在的情况,而是针对未来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的认识。“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反映出他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态势的准确把握和超前思维。
　　四是提出了如何科学对待自己所创造理论的方法论。邓小平1992年之后的谈话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完善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具体内容,更为重要的是提出了完善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方法论,这在更深程 度上影响着我们如何科学看待邓小平理论。中共中央对邓小平历史地位的一个评价是“敏锐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在新的基础上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5](17781)。突破陈规和开辟新境界主要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创新,在实践维度上,突破了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理论上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邓小平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方法论就是实事求是,1992年南方谈话透彻阐明了这个问题:“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2](P382)同样,邓小平1992年之后的谈话也表明了他对待自己创造理论的态度,不拘泥于自己创造的已有模式,而是根据发展变化的实际,完善原有的模式,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邓小平开创了如何对待自己创造理论的方法论,这为我们科学对待邓小平理论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