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发展、完善和补充是在实践中自然形成的过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逐步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此后,中国现代化建设就是沿着这个命题全方位展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主线。1992年南方谈话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和模式,至此,初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无论是作为理论集大成者的南方谈话,还是邓小平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实际影响力,在1992年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之后已经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1](P1358)。但是,作为一位职业的革命家,1992年中共十四大之后,他仍然关注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并发表一些谈话,这些谈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鲜为人知,在2004《邓小平年谱》出版之后,才为人们所认知,尽管这些谈话篇幅较短,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20世纪世界级的伟人,这些短小精悍的谈话蕴含着他的真知灼见,不仅是邓小平理论的补充和完善,更是他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的再认识,后来的认识总要超过前者,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反思和超越。目前,关于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之后谈话的认识存在着某种误区,本文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布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社会主义本质论三个广阔的视野,科学分析和判断中共十四大之后邓小平关注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再思考和邓小平理论的内在联系。
　　
　　一、对中国社会关注焦点从发展生产力转向共同富裕,展示出他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再思考
　　
　　任何一个理论的出现都有一个清晰的脉络,这个清晰的脉络通常有几个步骤所构成:萌芽、提出、发展、成熟和补充。依据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将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准备和孕育阶段、产生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完善和发展阶段。过去我们通常注重的是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发展和成熟阶段,而对1992年初步成熟之后,对邓小平如何自我完善和补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则较为疏忽。邓小平理论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展开的,这个命题具有不可分割和内在逻辑关系的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另一个维度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1978—1992年,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沃土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个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逐步发展、完善和成熟。邓小平理论在1992年走向成熟有两个标志:一个标志是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道路、阶段、任务、动力等九个方面做出了科学的判断,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二个标志是第一次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社会主义的基本实践问题。中共十四大以后,邓小平本人已经进入暮年时期,但是,他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关注始终没有改变,中共十四大以后,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新老交替,邓小平开始完全淡出中国的政治舞台,从1992年十四大召开到1997年去世,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的谈话很少见诸于报端,《邓小平年谱》出版之后,人们才逐步了解1992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之后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思考,这些谈话内容较少,但他反映出一代伟人的真知灼见,更为重要的是它反映了邓小平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延续、补充,甚至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反思和升华。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2004年出版的《邓小平年谱》,从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之后到1997年2月他去世的四年半时间里,除了个人的日常社会事务之外,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思考的内容主要有三部分组成:一是审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文稿的谈话;二是在杭州、上海、南京和济南等地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谈话;三是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和模式的新思考。和1992年之前相比较,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之后邓小平的活动有几个特点:一是活动和谈话的次数明显减少,且相对集中在1993年和1994年,表明他开始真正的淡出中国政治舞台;二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社会分配问题和公平问题的关注明显增多,这和1992年之前的谈话内容相比较,存在明显的变化。
　　从已经出版的《邓小平年谱》看,有两次谈话均涉及分配收入差别和共同富裕的主题:一篇是1992年12月在阅读《参考消息》两篇文章时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1](P1357)1993年9月同弟弟邓垦谈话中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P1364)。两次谈话着重论述一个主题——避免分配差距过大和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生命最后五年关注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中的最多问题之一。表明邓小平开始注重社会分配公平的问题,也反映出他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再认识的一个新动向。
　　尽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是沿着理论和实践两条主线展开的,但是,实践的命题——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无疑具有决定意义的。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现代化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新观点都是围绕着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而展开的,以发展经济来解决中国所有问题是邓小平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中突出的战略思维,其它问题包括党的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军队建设等内容都要服务和服从于这个大局。甚至于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国际风云突变导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邓小平提出解决中国国内问题的核心路径仍然是经济建设,谋求通过解决经济发展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困难和问题,1992年南方谈话还是突出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2](P375)。1992年南方谈话通篇贯穿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和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方针。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