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周公在摄政成王期间，亲身实践了训诫政治行为。《尚书》中有多篇诰辞，诸如《无逸》《立政》等，都是对成王相当严厉的训诫。这些都是最为可靠的周公文献。“诰”，是将祭祖仪式上的对神之“告”，发展为仪式中的对人之“诰”，其标志性语句为“王若日”，就是借助神灵的名义发言。正是在这一仪式性背景下，周公对自成王、诸侯、大臣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谏诫。成王亦认可周公的谏诫权力。《尚书·洛诰》载成王“拜手稽首诲言”，疏日：“成王尽礼致敬于周公，求教诲之言。”周公死后，成王还一再申述“周公之训，惟民其义”，并要求能“弘周公丕训”，这即是对周公谏诫制度的认同。由此，我们可以说，周公以宗教领袖的身份，通过自己的行为，确立周代训诫政治的形态，为后世祝史等宗教人员树立了榜样。
　　再次，周公还有可能在事实上推广了这种制度。《大戴礼记·公符》载：
　　
　　周公使祝雍祝王，曰：“辞达尔无多”。祝
　　雍曰：“使王近于民，远于年，啬于时，惠于财，
　　亲贤使能。”这个祝辞是在成王冠礼上出现的，虽然难以确保它是一个真实的记录，但它不可能是凭空臆造的，应该有某种历史的或制度上的依据。周公使祝雍祝王，也就是赋予了祝谏诫君王的权利。从祝辞来看，是希望鬼神能够保证成王有若干美德，从而可以成为圣明的王。这也说明，祝之所以能谏诫王，是因为它能通过“辞”而交通、驱使鬼神，从而约束王的品德和行为，并依此行赏罚之权。当时的政治还不能完全从宗教文化中脱身出来，《礼记·礼运》“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对宗教有着很大依赖性，所以，宗教人员在西周能够成为君王的谏诫者，是理所当然的。
　　周公和《尚书》所建立的谏诫政治，即使并没有完全成为事实，至少也作为一种理论模式，对后世政治、文献，以及祝史到士人阶层产生影响，这才有本文开头所说的百官谏诫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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