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细绎文意，所谓“通上下亲疏远近”在先秦文献中，无一例外是指沟通鬼神。上下泛指天神地祗，亲疏指祖先的亡灵，远近则指山水地望之神。所以，“六辞”也是面对神灵的祷祝语。只是与日常祝祷不同，此“六辞”在很大程度上与政令相关。西周时期政治活动虽然不像殷商那样与宗教行为分不开，但也没有完全独立，一些重要的活动还必须在祖宗神灵的庇佑下，才能获得充分的依据。如《尚书》所录“周初八诰”，即是周公假祖灵而颁行的政治训令。所以，大祝“六辞”实乃是因重大社会事件，而求助于神灵，或假神灵而颁行政令，确“以生人通辞为文”，但仍要仰仗宗教的权威。这样说来，《周礼·大祝》所云皆为祭祀祝祷事：“六祝之辞”为日常祷祝，“六祈”为六种祭祀方式，“六辞”为六类与政治事务相关的祷祝。
　　在众多巫史之职中，祝是离鬼神最近的人。《左传·哀公十三年》载吴晋会盟，吴欲扣留鲁子服景伯。子服景伯曰：
　　
　　鲁将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
　　毕，何世有职焉，向襄以来，未之改也，若不会，
　　祝宗将曰：“吴实然。”杜预注云：“言鲁祝宗将告云景伯不会，坐为吴所囚。吴人信鬼，故以恐之。”显然，人们相信祝有通神的能力，因而能使鬼神对人类进行赏罚。
　　西周初期，周公“摄政当国”进行政治变革，主要通过“诰”的形式对成王及其他诸侯王进行训诫。“诰”为大祝“六辞”之一，郑众所谓“文雅辞令，难为者也，故大祝官主作六辞”，也就是说，“祝”专有此 权除了宗教上的原因外，而且有技能上的优势。那么，祝也就顺理成章地继承了训诫的权力。
　　这个推论，可在《逸周书》中得到证实。《逸周书·周祝解》云：
　　
　　曰：维哉!其时告汝：(不闻)道，恐为身灾。
　　讙哉民乎!朕则生汝，朕则刑汝，朕则经汝，
　　(朕则阜汝)，朕则亡汝，朕则寿汝，朕则名
　　汝。
　　潘振认为《周祝解》是“设为训民之辞，祝官读之以讽王也”，这一段则是“祝官开读”。这个所谓“开读”，是在宣示一种神权，能“生汝”、“刑汝”、“寿汝”、“亡汝”的，只有鬼神。陈逢衡也同意《周祝解》是“周祝垂戒之语”，并“直开老氏《道德》之先”。则《周祝解》作为一篇训诫辞是可以肯定的。我们看这段文字：
　　教之以礼，民不争，被之以刑，民始听，因其
　　能，民乃静。故狐有牙儿不敢以噬，獂有蚤而不
　　敢以撅，势居小者不能为大。这明显是教君王统治之道，全文大致如此，所以，这是一篇针对周王的训诫辞，“开读”显示了周祝训诫权力来自鬼神，而正文则通过征引熟语的方式进行训诫，并无鬼神的痕迹。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西周和春秋时期，祝同时拥有宗教和世俗两重职责，尤其具有训诫君王的世俗职责，而其训诫权力来自于祝职的宗教权能。
　　同样的例子也发生在另一个职务“宗”身上。“宗”原为管理宗族祭祀等事务的职位。《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日朝，夏见日宗，秋见日觐，冬见日遇，时见日会，殷见日同。”大宗伯是周天子的官属，宾礼指同姓诸侯四时朝觐。朝、宗、觐、遇、会、同实际上是以大宗伯为首，会合同宗诸侯，进行宗族性礼仪活动。其中的“宗”与祭祖有关。而“谟”同“谋”，来源于传说中的咨议传统。《尚书·洛诰》记成王曰：“公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诲言。”公即周公，“诲言”被于省吾解释为“谋言，犹云谘言、问言”。此未必是典型的咨言行为，但也说明老年长者对王的教诲可称为“谋”，也就是“谟”。所以，“夏宗以陈天下之谟”，就是在“宗”的仪式上，由大宗伯讲论治理天下之道。也就是说，宗伯作为一种宗教性的职务，同样具有训告或谏诫的责任。
　　
　　四、宗教人员谏诫权力的来源
　　
　　祝宗卜史和乐人是常说的宗教人员。他们在西周时代，都具有圣俗两重职能，尤其是具有谏诫君王的权力，这不是巧合，而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这种文化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呢?周朝成立之初，以周公为首的有识之士对殷商宗教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省，通过制礼作乐，将殷商巫政改造为西周的教化政治。周公是周族的宗教领袖，其时又吸收了不少来自殷商的宗教人员，所以，他的权威和行为依据不能完全离开宗教。所谓“制礼作乐”，是一种在传统宗教仪式外壳下进行的文化变革，是“神道设教”。此形态下的新政治制度离不开宗教专业人员，所以，宗教人员同时担任世俗职务，并凭借这宗教传统，享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顺理成章的。这也是“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的原因。
　　但几乎所有的祝史人员都拥有谏诫君王的权力，并不能完全归因于上面的解释，而是与周公为周政权所确立的训诫政治形态有关。
　　周公摄政称王，只是一种宗教上的便宜行事，他并没有完全取消成王的权位。那么，如何平衡两个王之间的关系，就成了周代政治的一件大事。事实上，由于周公本人的相对强势，并过多地介入政治和军事，引起了流言，导致政治危机，迫使两王并立的政治架构流产，周公归政成王。在这样的环境下，周公主要借助神圣身份，采用训诰的方式来推行自己的政治意图。一种训诫式的政治模式由此慢慢建立起来。
　　首先，周公构建了一个政治训诫的传统。《尚书·无逸》录周公话云：“我闻日：古之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或胥诪张为幻。”而这个训诫传统，又与传说中的长老咨议政治有关，即《礼记·内则》所云“三王……既养老而后乞言”。《逸周书·皇门解》录周公话云：“呜呼!下邑小国克有耇老据屏位，建沈人，非不用明刑。维其开告于予嘉德之说，命我辟王小至于大。我闻在昔有国誓王之不绥于血口，乃维其有大门宗子势臣，内不茂扬肃德，讫亦有孚，以助厥辟，勤王国王家。乃方求论择元圣武夫，羞于王所，其善臣以至于有分私子。苟克有常，罔不允通，咸献言在于王所，人斯是助王恭明祀、敷明刑。”说古今圣王的成功都离不开“翥老”的“献言”。而关于这一传统的经典文本，就是《尚书·皋陶谟》。《皋陶谟》描述的正是咨议政治行为，它记载了皋陶对舜的教诲。这篇文章出于周人的追溯，反映的就是周公的训诫政治的构想。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