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史学家的上述批评,提出了史文表述中的一些规范性与技术性问题。这些是他们从自己的读史经验与感受中,结合文章技巧和个人喜好所得出的甘苦之言,值得后代的史学家和史学批评家仔细思考。上述论述主要是从撰述的一般要求上来说的,而“情事如绘”的叙事美不仅意味着史家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真实地、惟妙惟肖地叙述出来,还需要产生触动、感染、震撼读史者的效果,在史书与读者之间产生共鸣。
　　三、“情文相感”:叙事之美的要素
　　优秀的史书,无不文情兼美。读史者阅读史书,往往会受到历史上的人物、事件的启发与感召,从而获得美的感受与体验,这也是史书叙事之美的内涵之一。“读《史》《汉》等书,不知倾多少眼泪,盖情文相感,有不期然而然者矣。”[15](卷上,“读书倾泪”)这是乾嘉史学家关于史书叙事感染力的非常直白的表述。史书叙事能达到这样的感人效果,主要源于字里行间蕴涵的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真挚感情与敬意。用章学诚的话来说:“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文挚,天下之至文也。”[3](卷5,《史德》)换言之,情、文、气是史书叙事审美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而情在诸要素中似又尤为重要些。
　　乾嘉时期的史学家们对“前四史”叙事的“情文相感”讨论得还是比较多的。他们在总结《史记》和《汉书》摹写人物的突出成就时,对“情文相感”作了一定的阐发:“史传中写小人得志情形亦多矣,而《国策》《史》《汉》尤善描摹,穷秀才诵之,不觉眉飞色舞。”[6](卷6,“司马相如”)《史记》等史书能够令读者“眉飞色舞”,正是因为它们抓住了不同人物的身份与性格特点,传神地刻绘了人物的形象,从而与读者产生了共鸣。乾嘉史学家围绕叙事之情发表了大量的评论。“《史记》写项王分封诸侯王将相,数用‘故’字‘因’字,画出无限委屈。《汉书》一概删去,但用直叙,事虽具,神理绝少矣。……《项羽本纪》详核而生动,奕奕如有神气。《项籍传》概从减削,固极简直,然事迹仅具而神味索然矣。”[7](P93)司马迁以生动的史笔叙写了项羽的神韵和风采。牛运震十分推崇司马迁饱含感情的叙述。如《史记》叙赵王张敖受贯高等人意图谋反的牵连,被刘邦逮捕。贯高为了证明张敖的清白,隐忍不死。后来刘邦赦免张敖和贯高。听到张敖被释放的消息时,“贯高喜曰:‘吾王审出乎?’”当确知张敖已被释放时,贯高便自杀了。司马迁紧接着写道:“当此之时,名闻天下。”[16](卷89,《张耳陈余列传》)在司马迁的笔下,贯高对张敖的忠诚、贯高的作为在当时所产生的广泛的社会影响,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但这两句话在《汉书》中被删去了。牛运震认为“此等皆《史记》声色动人处,班《史》一概削去,此知为史而不知为文者也”[7](P94)。将“为史”与“为文”区分开来,再一次说明了“史”与“文”的差异,同时乾嘉史家又不轻视史家的文学修养。其他一些史书在“情文相感”上也有得有失。《陈书·萧摩诃传》“叙写战阵情事,颇未明尽,无气力神致”[7](P356)。《南史》写袁粲则“激昂有情”[7](P290)。这些评论,着眼于史事叙写的美与史家的情感认同,是深入到了历史、史书和史学批评家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中而提出的认识,值得我们继续研究。
有的史书在摹写历史人物的英雄气魄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旧唐书》的“《高仙芝》、《封常清》二传,似分似合,《常清传》内载其临死谢表,郁勃悲凉,而继之以仙芝之死,叹息数语,觉千载下犹有生气”[10](卷16,“《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这里所说的“生气”和“郁勃悲凉”都是着眼于叙事的感染力而发表的评论。为了更深入地展开论述,这里可举乾嘉史家对《北史》和《北齐书》关于邙阴之战的不同记载的品评为例。《北齐书·高昂传》记述高昂战死之经过,仅曰:“昂所部失利,左右分散,单马东出,欲趣河梁南城,门闭不得入,遂为西军所害。”《北史》则以浓重的笔墨记述了高昂兵败至被杀的情景:
　　这一段文字写东魏大将高昂战败后逃亡之状、高永洛见死不救的原因、高昂临死前的傲视不羁、东魏和西魏截然不同的反应,有条不紊,于从容不迫中写出当时的气氛,刻画了高昂的勇猛形象。在赵翼看来,“此段文字,千载下犹有生气。而《齐书》但云昂奔河阳城,不得入,遂为西军所害,真乃索然无味”[9](卷8,“《北史》较《北齐书》繁简互有得失处”)。“千载下犹有生气”,是赵翼关于史传感染力的形象表述,是他理想中的史文典范。史书叙事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历史图景,使读者于千载之后仍能感受到活泼的历史气息,确实是历史撰述中的上乘之作。景、境、情三者交融,才是乾嘉史学家心目中叙事的美景。
　　如前所述,欲具备史传的感染力,史家在历史撰述中需注入丰富的情感,但乾嘉时期的史学家还十分敏感地指出,史家在历史叙事中要谨慎处理客观历史事实和史家主体的情感与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文非情不得,而情贵于正。人之情,虚置无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3](卷5,《史德》)这里强调的“情贵于正”, 并不是一句故弄玄虚的话,而是有鉴于史家“因事生感”所可能产生的偏失。这是因为,史学家如果不能克服感情的“流”、“溺”和“偏”,那么在历史叙述和历史评判上就会有失公道,违背历史学客观和公正的本质属性。
　　四、结语
　　叙事审美,是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相关的零散论述,在魏晋时期已经比较常见,至《史通》出,叙事之美才成为史学上一个引人瞩目的课题。纵观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历程,自《左传》《史记》以下,历代史家都在追求美、塑造美、审视美、评论美,叙事之美成为史学的本质属性之一。乾嘉史学家承袭了前代学者关于叙事审美的丰厚积淀,又把自己擅长的绵密的考据功夫应用于对史书之美的探索中,形成了自身的特点。乾嘉考据史学在史料的审查、事实的判断和释解典制文字的疑难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对历代史书和史事的考订,为其叙事形象性的观点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所谓叙事的“情事如绘”,与今天人们所说的还原历史场景是相通的,体现了乾嘉史学家论叙事之美的现代价值。乾嘉史家总结和反思了两千多年的史学进程,为如何实现叙事之美给出了他们的答案,即“炼字炼句之功”。乾嘉史家实际上是非常重视史书的文辞之美的,但他们从史学家的立场出发,所追求的显然不同于文学上的叙事,这是文史分途的学术理路下关于史书叙事艺术的比较辩证的认识。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对这个问题尽管可以有多种认识,但“炼字炼句”无疑是一个带有基础性的原则。这是因为大凡叙事优胜的史书,必然是那些在文字表述上炉火纯青的著作,而这是离不开文字的锤炼的。另外,乾嘉史学素以考据著称,似乎给人留下了一种艰涩、乏味的印象,然他们论“情”在叙事审美的作用,既以“气势”、“情致”、“神理”、“动人”、“慷慨”等术语评骘史书叙事之美,又能自觉提出控制情感的要求,弥补过分强调以情动人可能带来的缺陷,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拓宽了人们对乾嘉史学的整体风貌的认识。乾嘉史学家围绕叙事中的历史文学要求,论叙事意境、表述规范和史文感染力,不再局限于文辞之美的范畴,丰富了史书叙事的审美内涵。乾嘉史家虽然没有写出一部专门的史学审美著作,但他们将对历代史书审美的意趣和心得札记为文,同样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足以滋养当前的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建设。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