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关于叙事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史学、文学等领域的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成为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而西方叙事学理论与范式对我国当前的叙事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事实上,中国古代史学上关于叙事的讨论至少可以上溯到东汉时期班固父子评价司马迁的叙事才华,此后历代延续,且不断深入,其思想积淀也是非常丰厚的。这主要由两条脉络构成,一是史学家、思想家的相关理论概括,如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在《史通·叙事》、《烦省》等篇中关于叙事的论述。二是历代学者以评论某部史书的叙事得失的方式,阐发有关叙事的各种思考。后者更加具体化,在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理论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古代史家“对‘叙事’的理解,也主要是通过评论史书来展开”[1](P8)。清代乾嘉时期,处于中国古代史学的总结和嬗变阶段①。乾嘉史学家对史书叙事的论述,既有理论上的提炼,也有具体的品评,在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理论发展上具有集大成的特点。中国古代史家提出“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 [2](卷6,《叙事》),乾嘉时期的史学家们循着前代史家的思路,对叙事审美提出了不少重要的见解,这对当今的历史撰述和史学批评仍有借鉴意义。
　　一、“情事如绘”:叙事之美的境界
　　在关于史书叙事之美的境界的探讨方面,乾嘉时期的史学理论家和考史学家均有所论述。章学诚虽曾谦称“至于文辞不甚措议”,但他在《文史通义》以及与友朋的论学书札中却纵论文史,从“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其大本先不同矣” [3](卷14,《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的辩证论述中,可以看出章学诚对文学叙事与史书叙事已然作出了明确的、具有理论色彩的区分。他还明白地指出:“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3](卷5,《史德》)他认为叙事之美是良史之才的重要表现,是衡量史家优劣的一个标准。可见,章学诚在史书叙事上实有自己的思考。具体到叙事审美上来说,章学诚的重要见解首先是提出了“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和“叙事之文,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3](卷2,《古文十弊》)的理论认识。这既是论史书叙事的真实之美,也是关于史书叙事的形象之美的简明表述。
　　不过,章学诚对史书叙事的形象美虽有上述认识,然尚缺少充分的论证。同一时期,以考史著称的一些史学家如王鸣盛、邵晋涵等,则从大量的事例中提出了“情事如绘”的叙事境界说,进一步充实了章学诚的论断。
　　考史学家通过考察《南史》和《南齐书》对同一史事的叙述,阐明了这一见解。元徽二年(公元474年),桂阳王刘休范举兵造反,被萧道成讨平。刘休范虽已被斩首,但是刘宋宫内却传言萧道成兵败,新亭失陷,并有人诈称刘休范驻扎于新亭。于是很多人争相投靠刘休范。对这一历史事件,《南史》写道:“士庶惶惑,诣垒期赴休范,投名者千数,及至,乃是帝。随得辄烧之。”[4](卷4,《齐本纪上》)《南齐书》对此则只是平淡地叙述:“士庶惶惑,诣垒投名者千数,太祖随得辄烧之。”[5](卷1,《高帝本纪上》)王鸣盛对比二史的叙事后,评论道:“‘及至,乃是帝’五字甚妙,得此觉情事如绘矣。”[6](卷55,“及至乃是帝”)《南史》增加“及至,乃是帝”五字,将“士庶惶惑”的丑态及其惊慌之状,形诸于笔下。王鸣盛肯定了李延寿于细微处摹写史事的非凡才能。王鸣盛在比较《南史》和《南齐书》关于齐武帝萧赜死后,王融与西昌侯萧鸾各拥新主之争的叙事艺术时也有类似的阐述,这里不妨加以引证:
　　从“融乃处分”到“无不从命”这五十八个字,写出了王融和萧鸾在关键时刻的斗智斗勇,王融的计谋、萧鸾的智勇以及威慑全局的气魄和当时紧张的气氛,可谓淋漓尽致,有场景,有对话,有心理活动,非常丰满。王鸣盛称之“描摹情事,颇觉如绘”,确非虚言。《南史》之外的一些史书,在叙事审美上也有颇可称道处。如《汉书·孔光传》“描摹光之丑状,可云尽致”[6](卷26,“每朝”)。《新唐书》叙述宦官鱼朝恩“恣横之状”及其被杀经过,也给人“情事如绘”的感受[6](卷92,“《鱼朝恩传》新旧互异”)。
　　乾嘉时期,和“情事如绘”具有同一内涵,而在措辞上略有不同的其他术语,是“情景如生”、“如画”。《史记》的叙事功力向来为学者们所称道。乾嘉考史学家称赞“《史记》写鸿门一会,情景如生”[7](P93)。他们在读到《史记》中关于信陵君恭迎夷门侯嬴一段的细节描写时,不禁赞叹道:“若令人能画出也。”[8](卷5)《史记·陈丞相世家》“委悉如画”[8](卷3)。其他如《三国志》具备“一语曲折如画”[7](P152)的史文造诣。《后汉书·胡广列传》在叙事上也具有“情事如绘”的风韵:“范晔作此传全用美词,其前但叙顺帝欲立皇后,有宠者四人,莫知所建,欲探筹定选,广与尚书郭虔、史敞上疏谏,乃立梁贵人,则已明著广之党于梁氏矣。及叙至质帝崩之下,但云:‘代李固为太尉,录尚书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阳安乐乡侯。’夫倾固而夺其位,又以定策受封,党恶之罪显然矣。……鄙夫情状,曲曲道破,通读一遍,此传若有美无刺者,而已不啻铸鼎象之,然犀照之”,“读之辄为击节叹赏,亦不觉捧腹绝倒”[6](卷36,“刺广寓于褒颂”)。范晔善于叙述历史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微妙关系,不作直白之言,却能将复杂的史事从容不迫地尽现于笔端,令人读来由衷赞叹,这正是《后汉书》在史传叙事上的成功之处。王鸣盛认为《后汉书》有“铸鼎象之,然犀照之”的妙处,也是肯定了它在叙事形象性上的匠心,可谓范晔的后世知音。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考史学家关于叙事“情事如绘”和“情景如生”的具体评论,与章学诚所说的“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的理论概括,既是实际与理论的契合,同时也反映了史学理论家和考史学家在叙事审美上的异趣与趋同。史书叙事要达到“情事如绘”的境界,一方面基于它们叙事的真实性和形象性,使史事如在读者目前;另一方面在于叙事的生动性。当然,无论是叙事的形象性抑或是生动性,都需要以史文的熔炼和推敲为基础。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