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炼字炼句之工”:叙事之美的路径
　　史学家对史文的锤炼,是营造叙事之美的重要途径,用乾嘉史学家的话来说,是要有“炼字炼句之工”[9](卷11,“《新唐书》文笔”)。这是对史家素养提出的要求。章学诚对史文的熔裁发表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
　　这段话的核心思想是强调史文的锤炼。史家在撰写历史之先,面对纷杂的史料,必然要做审查的工作,即章学诚所说的“裁取”,然后才能进入真正的历史撰述阶段。在这期间,对于史家而言,“则贵陶镕变化”,即要在文字表述上下一番取舍、连缀、推敲和润色的功夫,这里面蕴涵着章学诚所强调的“苦心”。那么,史家打磨史文,依靠的是什么呢?是“天地为炉,万物为铜,阴阳为炭,造化为工之意”,这里所说的“炉”、“铜”、“炭”、“工”,恰恰都是关于“炼字炼句”的形象说法,归根结底是在论史家的文字修养。而“古今”、“天地”、“万物”、“阴阳”和“造化”则反映出章学诚在史书叙事的审美上具有的宏大气象和不拘一格、追求叙事佳境的明确意识。需要强调的是,章学诚把史文“陶镕”和他在史学理论上所强调的“史意”联系起来,一方面是扩充了史意的内涵,另一方面也阐发了叙事不仅仅是一种表述技巧,还反映史家之意的认识,这是十分高明的见解。
乾嘉时期,许多史学家都对史文的锤炼发表过意见,形成了一些普遍性的认识。他们在考史中字斟句酌,在评史中也着意于文字表述的揣摩,他们强调的“炼字炼句之工”和“陶镕变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关于老练。史家“炼字炼句”有一个标准——“老”。“老”作为史家笔力的一个抽象概念,大致包含老练、浑妙、不带雕琢痕迹等意思,是指史学家娴熟于文字并具有较高的文章技巧。“叙事文微冗碎,要当炼之,使其老洁。”[3](卷9,《再答周筤谷论课蒙书》)在赵翼的重要史学著作《陔余丛考》和《廿二史札记》中,不少条目的札记都以“老”论史书的叙事。如谓《晋书》“纪传叙事,皆爽洁老劲”[10](卷7,“《晋书》二”)。与《新唐书》相比,可见《旧唐书》作者“文字之老”[10](卷16,“《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
　　反之,考史学家对史书叙事欠“老”的表述有所指摘。《三国志》的“《钟会传》大概冗放,非简练用意之作。‘文王欲遣会伐蜀’云云。此段追叙文王与邵悌论议,极有关系,但词句纡覆繁曲,似未加琢炼”[7](P183)。他们常指出史书某处“欠炼”、“少炼”,有时候连一个字的使用也要经过认真推敲。如《新五代史·刘铢传》“‘是时太祖方欲归人心’,按‘归’字不如作‘收’字为稳”[7](P586)。“‘不觉朵颐,垂涎呀呷’,按此极意用字刻划,而形容犹未尽工。”[7](P593)只有这样严格地琢磨文字,才能具有不凡的笔力,撰出脍炙人口的史著。例如,《梁书·吕僧珍传》记吕僧珍之廉洁:“僧珍旧宅在市北,前有督邮廨,乡人咸劝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督邮官廨也。置立以来,便在此地,岂可徙之益吾私宅!’”[11](卷11,《吕僧珍传》)牛运震认为《梁书》“不如《南史》云‘岂可徙官廨以益吾私宅乎’一语为老”[7](P324)。王鸣盛也有类似的论述,《北史》“《孝静帝纪》:高澄侍帝饮,大举觞曰:‘臣澄劝陛下。’《魏书》‘下’下有‘酒’字,《北史》省此一字,欲简老,翻稚气”[6](卷66,“臣澄劝陛下”)。可见,一字之增删,实关乎叙事之效果。乾嘉史学家对前代史书的这些批评,也反映出一种严谨、重推敲的良好文风。
　　其次,关于文气。文章气势是古代文学家和史学家作文撰史之时十分重视的问题。何谓文气?“从这些句子所得到的感觉,以及读出来的声音,也就有高低,有强弱,有缓急,抑扬顿挫,这就是所谓文气了。”[12](P166)乾嘉史学家从文势与文气的角度来欣赏、鉴别史书的文字表达。赵翼对《梁书》的评价不高,但对其叙事的文气却十分推崇,认为《梁书》诸传,“皆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10](卷9,“古文自姚察始”)。牛运震评价《三国志·吴书·是仪传》,“‘邻家有起大宅者’云云,此段横插中间,意虽相属,而文势中断”[7](P208)。历史撰述需有一以贯之的精神、气力,才能令史事贯通,史文畅达,使读者一气读完,有酣畅淋漓之感。文生枝蔓,文气窒碍,则影响了史书的文字之美。乾嘉史家的上述论述,是有道理的。
　　文气是与叙事的用语和文字的修饰密切相关的。乾嘉史学家虽称扬史书“行文典雅”,“措词不苟”[9](卷14,“《明史》行文典雅”),但他们并不主张叙事时故意避俗,用字新奇,即“徒以新巧避陈俗”[9](卷11,“《新唐书》文笔”)和过分的雕琢。因为“文胜且不成史矣”[7](P313)。意思是说,史书倘若过于追求文字的修饰,则失去了史学的质直之体。史书和文学作品毕竟不同,故史文的润饰也要讲究度,超过这个度,则使史书叙事“落文家套数气”[7](P546)。这也足见乾嘉史学家论文气、评文字,不同于古文家的文章点评。《南史·齐高帝诸子传》载:“‘时有广汉什邡人段祖,以淳士献鉴’云云,此段刻划极工,然纪事之文无暇及此。”[7](P388)与其说“无暇及此”,不如说没有必要如此。下面的这个例子更为典型。《魏书》“‘以刀子戾其颈,使身首异处。’按此只可云‘以刀子断其颈’足矣。史法贵质老,安用此装饰语?”[7](P438)“断其颈”自然“身首异处”,《魏书》的表述显然没有牛运震所写的简洁且有力度。可见,文字浮华不但不会起到积极作用,反而会适得其反。
　　再次,关于骈文排语。骈体文曾盛行于六朝,隋唐之后,其风渐歇,但直至明清时期还被应用于公文和应酬等文字中。晚清著名文论家刘熙载说:“八代之衰,其文内竭而外侈。”[13](P21)可谓一语击中骈文的要害。乾嘉史学家反对以偶句、俪语撰史,实际上是在抵制绮靡的文风和呆板的形式主义。“排语用之史传,板滞未化”[7](P119),过于工整的骈文对仗,使史书文字语言显得呆板,缺少变化,会影响史书的流畅、飞动之美。清代是古文占主流的时代。牛运震所说,既对史书叙事的基本理论有积极意义,又符合其所处时代的文学潮流。但是,他却忽略了不同历史时期文风的变化对史书叙事风格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见识稍逊于邵晋涵。邵晋涵认为史书的文字是与史家所处的时代和所叙述时代的文章风气密切相关的。“夫文质因时,纪载从实。良以周代尚文,仿古制言,文章尔雅,载笔者势不能易彼妍辞,改从俚语。”[14](卷12,《周书提要》)从时代考察史书的文风,显示出见解的通达。章学诚与邵晋涵是史学上的同道中人,章学诚进一步提出了化骈俪以入史传的解决办法,“骈丽不入史裁,而诏表亦岂可废,此皆中有调剂,而人不知也。”[3](卷14,《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这就很好地处理了历史撰述中载文和时代风尚的关系,显示出乾嘉史家在“炼字炼句之工”认识上的深刻性,是他们在历史文学史上的一个贡献。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