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体现出宏大叙事的话语特征,它重新思考了过去、现在、未来的辩证关系,预示普遍发展的动力机制,现在是重要的,而未来更重要,现在成为未来的手段。不论是悲观抑或乐观,宏大叙事存在着救赎的、希望、乌托邦的特征,正如赫勒所指出的,“传统的宏大叙事笃信虚假的弥塞亚,因为他们宣称知道谁(什么)是弥塞亚,甚至更糟糕的是,他们宣称知道什么使弥塞亚降临”[3](P11)。布达佩斯学派对历史哲学的救赎范式进行了剖析与批判,下面主要集中论述费赫尔和赫勒对救赎范式的批判。
　　费赫尔在1985年发表的论文《激进政治学中的救赎的与民主的范式》中对救赎范式进行了历史的清理,这是与赫勒的历史哲学的历史意识处于同步的研究,不过费赫尔更侧重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思考。在他看来,救赎政治学产生于18世纪末期,以拿破仑的出现为标志,拿破仑成为他的时代以及后来许多时代的救赎者。救赎范式的产生来自于两种社会因素:一是胜利的资产阶级缺乏管理社会能力,不断累积的社会矛盾呼吁一个救赎者,这是较为狭窄的因素;二是更为宽泛的因素,就是现代社会不彻底的世俗化。救赎范式是自由与民主范式的敌对者。它的第一个特征是把现代性的内在复杂性过分减少,这意味着在社会网络中的冲突可以通过一种简单的中介被解决与超越,这个中介就是救赎者个人与非理性的权威。它的第二个特征是不断地把现代性的异质性因素同质化,“把市民社会归属于一种同质化的政治国家,这或多或少是救赎范式的标志[5](P63)。它的第三个特征是,不像自由的和民主的范式,它不包含一系列可以理性预测的制度。救赎制度从一个救赎者到另一个救赎者发生变化,而且这些制度是从救赎者的人格、策略,经常是从他的异想天开的设想中被推论出来的。它的第四个特征就是在本质上的宗教的或者伪宗教的特征,也就是说,救赎范式是社会领域的宗教内聚力的替代者。
　　现代救赎范式的形成对费赫尔来说涉及更为深入的问题,他借助于曼海姆的“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理论分析了救赎范式形成的社会机制。在19世纪末期,知识分子拥有新的社会地位与新的意识,这个阶层把自己置于复兴救赎范式的地位之中,使自己承担起建构救赎范式的理论任务。这样,这个知识分子阶层就获得了双重形式。一方面,先锋派知识分子在政治学或艺术中不再是中产阶级的纯粹的依附者。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不得不以无根性和波西米亚的悲剧性形式来为解放付出代价,这种代价反过来为新颖的集体精神所补偿,即,他们都怀着自豪的共同信念:知识分子是改变社会的蓄水池,是未来的救赎。所以这些知识分子以元伦理学,最重要是以美学的方式拒绝自由的范式,认为这种范式是粗疏的、可恶的、非本真的,所以在费赫尔看来,救赎范式带有明显的审美特征。救赎范式认为,现在的世界不得不被重新创造,从虚无中重新创造。在费赫尔看来,卢卡奇、海德格尔、根梯勒(Gentile)都是救赎范式的代表者。
　　费赫尔对救赎范式的特征的分析揭示了救赎范式的危机与问题,这是一种集体性的、神学式的范式,这是一种与民主政治相对的政治学范式,是一种宏大叙事。这是现代性政治学的主要形态,也是现代美学与文化的形态。费赫尔宣告了这种激进普遍主义的政治学范式的死亡:“宏大叙事的政治学,救赎政治学或者阶级政治学无论在哪儿都死亡了。”[6](P67)费赫尔与赫勒在1991年出版的《激进普遍主义的辉煌与黄昏》一书的导论中明确地把自己定位为后马克思主义者,并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宏大的救赎政治学,他们说:“激进普遍主义的野心已经崩溃,这甚至在其辉煌的时代就是真实的,不仅是在它黄昏的时代”[7](P2),“1968年以后,激进普遍主义成为了历史”[7](P5)。哈里森在评论此书时指出:“对作者们而言,现代性被救赎的政治学所统治,他们所抛弃的马克思主义恰恰是这样的救赎政治学。”[8](P539-540)在批判救赎范式的政治学的基础上,他们确立了自由的民主政治范式,认同阿伦特、施米特、罗蒂的政治学。自由的民主政治范式意味着拒绝各种形式的救赎范式,因为它认可的不是权威而是履行话语的过程,将之视为立法的公正的程序,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转型,每个人成为社会再生产的条件的推动器。
　　赫勒把历史哲学的救赎范式纳入她的现代性理论框架之中,也可以说她所指的现代性就是历史哲学意识的体现:“现代主义把‘处于现在’体验为生存在过渡的状态、阶段或者世界,被挤压在过去与未来之间。通常被视为‘必然的’(因为它不能改变)过去,必然走向现在——作为一种限制,作为‘此时’的现在,这是一种不重要的时刻,它始终上升到无限的未来,被视为自由的领域。”[3](P7)在现代主义看来,现在像一个火车站,现代人赶上在此停留片刻的快速列车,让它把他们带到未来,因而赫勒认为,现代主义者通过回忆过去与投射未来把现在边缘化了,“通过未来将现代性合法化”[3](P8)。作为宏大叙事的现代性迷醉于乌托邦、希望、启示等救赎范畴,这实质上是犹太-基督教的想象制度的表现,是这种想象制度世俗化的结果。赫勒指出,现代人需要救赎,“只要存在着大写的历史,就一直有对救赎的需求”。虽然现代人的自我感知不是特有的犹太-基督教者,但是“现代世界彻头彻尾是一个犹太-基督教世界”[9](P62)。
　　
　　参 考 文 献
　　[1]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 后现代状况,车槿山译[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2]AGNES HELLER. A Theory of History[M].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2.
　　[3]AGNES HELLER. A Theory of Modernity[M]. UK:Blackwell Publishers,1999.
　　[4]JOHN GRUMLEY. Agnes Heller:A Moralist in the Vortex of History[M]. London:Pluto Press,2005.
　　[5]FERENC FEH?魪R. Redemptive and Democratic Paradigms in Radical Politics[A]. FERENC FEHéR,AGNES HELLER. Eastern Left - Western Left[C]. Cambridge,New York:Polity Press,1987.
　　[6]FERENC FEH?魪R. Biopolitics on the Ruins of Communism[A].AGNES HELLER,SONJA PUNTSCHER RIEKMANN. Bio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the Body,Race and Nature[C]. Aldershot:Avebury,1996.
　　[7]FERENC FEH?魪R,AGNES HELLER. The Grandeur and Twilight of Radical Universalism[M]. 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1990.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