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勒进一步探究了作为历史哲学的基本范畴的普遍发展观念的三种模式。一是进步理论,相信大写的历史具有进步的趋势,存在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持续发展,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胡塞尔、布洛赫、卢卡奇与萨特都共同地强调大写的历史的进步,也即走向自由的进步。二是退步理论,大写的历史具有退步的趋向,历史有着从高级向低级、自由不断减少的持续发展。所以发展不重要,因为进一步发展意味着进一步的自由的减少,意味着我们物种的自我毁坏,这样原始社会成为“黄金时代”,各种形式的浪漫主义属于这种模式,海德格尔是这种模式最伟大的哲学代表。第三种模式是永恒重复的理论,大写的历史被理解为同一发展过程的重复,汤因比、列维-斯特劳斯、弗洛伊德是这种模式的代表。尽管历史哲学存在不同的模式以及同一模式的不同的具体观点,但是在赫勒看来,它们都试图把历史本体化,“所有的历史哲学把‘进步’、‘退步’与‘永恒的重复’本体化了”[2](P230)。这种本体化共同导向普遍发展,导向历史哲学作为整体的大写历史的发展图式。“所有发展理论,不论是特殊化的抑或是普遍化的,都不得不安排所有的事件和结构,把这些事件与结构理解为同一社会过程的因素,并且不得不根据这些事件和结构在时间序列中,也即在社会整体生活中所占有的‘位置’来进行评价。”[2](P224)这样,所有的历史哲学都试图把握对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根本性的理解,都宣称对未来的历史构建了真实的陈述,这是一种“总体的(总体化的)未来”[3](P3)。人类的意志也就在这种陈述中成为纯粹的普遍的历史规律的呈现,而服从于普遍的规律。这种规律或者是逻辑必然性的结果,或者是普遍的目的论的结果,或者是普遍的决定主义的结果,或者是历史范畴根据其内在逻辑的展开。这些结果都表明,“所有普遍发展的理论本质上是目的论的。它们把现在和未来建构为过去的结果,因而结果一开始就必定已经在‘那儿’”[2](P242)。并且,这种普遍的规律是用科学来进行证实的,“它们把自己表述为科学的规律”[2](P244)。
　　带有目的论特征的历史哲学事实上是整体论(holism),包含着对相同之物的总体的自我反思。在赫勒看来,历史哲学的整体论与个体主义同古代哲学中的整体与部分的问题没有联系,而是涉及实体(substance)范畴。实体是人类的本质,而且始终被理解为总体性。这种总体性或者是普遍的历史、人类,或者是特殊的文化、民族、阶级,或者是单一的个体。不过,所有主要的历史哲学都兼具这三种总体性。历史哲学形成了总体性的等级,最终指向最高的总体性。赫勒把黑格尔的哲学视为历史哲学最完美的代表,特殊的文化总体性仅仅是世界精神的局部性表达,体现了世界精神展开的阶段,只是作为目的的手段,个体只是被视为实现高级总体性的手段,所以最后特殊性文化都消除了,被更高级的文化总体性所取代,“特殊总体性在某种程度预先编织出了高级总体性的某些范畴,这是所有范畴的总体化”[2](P249-250)。不少人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加以质疑,以个体总体性代替世界精神的总体性,但是这种质疑也是建立在历史哲学的基础上的。费尔巴哈和克尔凯郭尔是第一批代表。对费尔巴哈来说,个体性本身成为最高的总体性,个体成为人类物种本质的载体。这种理论无疑也是一种历史哲学,因为它包含了人类本质的异化的观念并支持在现在与未来消除异化。克尔凯郭尔以绝望的激进主义取代乐观的激进主义,在《非此即彼》第二部分,他遵循着历史哲学的逻辑,寻求个体与物种统一的可能性。康德和马克思带着更恢弘的意图来协调普遍总体性与个体总体性,但是最终仍然是走向总体性的历史哲学。
　　赫勒不仅揭示了历史哲学的宏大叙事的话语特征,而且对这种范式进行了批判,透视出此范式内在的矛盾与失误。
　　历史哲学的第一个困境可以归结为必然与自由、主观与客观的困境。在赫勒看来,历史哲学要通过标志物(indicator)来确定历史的进步、退步、重复。这个标志物一旦确立就不得不运用于所有的社会与文化,或者以生产为标志,或者以工业为标志,或者以语言为标志,但最终都可以还原到知识和自由两个标志物。标志物的选择在赫勒看来并不是客观的标准,“哪种标志物才从众多标志物中选择出来,始终取决于历史哲学家的主要的价值”[2](P234),取决于他们对历史的主观看法。历史哲学家都需要他们自己上帝的存在的本体论证据,通过把进步的标志物当做其独立的变量获得了这种本体论的证据,对赫勒来说,他们通过这种运作使自己陷于严重的困难之中:一方面他们把历史置于人类行为的结果;另一方面他们把历史从人类行为中分离了出来,把历史视为纯粹的对象。如果历史取决于人类的行为,显然就没有独立的变量来归属于人类行为,更不用说归属于大写的历史。历史哲学的悖论在于它们把一种主观的选择作为一种客观的发展标准,而最后建构起来的客观发展又脱离了发展的对象,正因如此赫勒把历史哲学的困境归结为必然性与自由的困境,并认为,“这个困境在历史哲学的框架内是不可能解决的”[2](P242)。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似乎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一内在的矛盾,因为他认为历史的发展等同于世界精神的发展,最终走向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但是他的代价是消除了超越现在的意志,最终达到与现实的调和。所以在赫勒看来,历史哲学家最终没有能够消除其困境。历史哲学的第二个困境在于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矛盾。在历史哲学中,历史的动力被视为偶然性或者必然性。在第一种情况下,在大写的历史中,一切事情都是偶然发生的。偶然性在否定的意义上等同于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历史的普遍规律是在历史上没有规律,没有规则,甚至没有一种典型的相互作用的行为。赫勒指出,如果在历史上只有偶然性,那么事实上就没有偶然性,因为偶然性只有相对于不是偶然性的东西才具有意义。而且,就人类自由而言,在总体必然性与总体偶然性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在两种情况下,人类自由显然是不存在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必然性通过偶然性来实现。黑格尔把偶然性归属于普通的人类的意志。但是把人类意志视为偶然性的因素与偶然性的基本概念相矛盾,因为偶然性是没有被有意设想的东西。但是这种没有被设想的东西不是被黑格尔等同于偶然性而是等同于必然性。偶然性的意义完全被颠倒了。从现实主体的角度理解为偶然性的东西,从神秘主体即大写历史的角度被设想为必然性。因而现实主体本身被理解为偶然性,但是当人类直接设想必然性的实现时,人类就不再是历史的偶然因素。在完成必然性的同时,人类成为自由的。必然性的认识与自由获得同一。在赫勒看来,“康德之后,没有历史哲学能够完全避免这种陷阱”[2](P247)。他们的自由等同于从偶然性中解放,缺乏道德决定的内容。第三个困境在于整体论的困境,不论是用普遍的总体、特殊总体性,还是单一总体性来形成历史哲学的整体,都是充满问题的,“结果是没有激进主义的现实主义,或者没有现实主义的激进主义”[2](P253)。可见,赫勒对历史哲学的批判在于,历史哲学从根本上说没有解决事实与伦理价值的问题,它两个主要的失误在于:一是曼海姆所说的从非历史的角度来历史地反思人类的本质;二是在最高价值即自由与自由价值的本体论化之间的矛盾,不同历史哲学通过各种不同的路径追求自由,但是它们最终都消除了自由,所以赫勒认为:“历史哲学超越了善恶。”[2](P263)从政治学角度看,历史哲学把改变历史的人类主体或者视为世界意识的主体,或者视为具有伟大人格的个人主体,或者视为集体的主体,这最终把事实和应该视为历史逻辑的产物,而忽视了人类行为的选择,按格鲁姆雷的总结所说:“历史哲学已经遮蔽了政治行为中伦理选择的时机。”[4](P100)这些宏大模式是赫勒与其他布达佩斯学派成员所不认同的,所以赫勒主张以历史理论取代历史哲学①,以克服历史哲学的悖论,但是赫勒在后现代意识视野下并没有否定历史哲学,认为仍然存在着历史哲学的需要,这就是赫勒以及布达佩斯学派其他成员的重建态度。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