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而言之,《武昌革命真史》在写作意图上颇偏重于从反面总结教训,故在议论中对革命党人(包括投机革命者和革命后迅即蜕变者)的批评较多。故书甫出即遭部分首义者非议,且被国民党当局封禁。但客观而论,作者的动机并非否定这场革命,而且多数批评并非蹈空之言,不可简单以“抹黑”、“玷污”视之。同时,作者充分肯定了这场革命的合理性;强调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推翻清王朝,虽有湖北革命党人和军队同志的重要作用,但不能仅仅归功于少数人,尤其是一些品质恶劣、居功要挟的人。他认为民心归向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时民气之盛,为古今所未有”;{22}其次是“当时军政府一般纯洁爱国同志竭力维持;”{23}还有“各省响应,派兵援助”,否则“仅湖北一省之力,满清孽数,当不知何日能终也”。{24}这些看法是比较冷静、客观、全面的总结。
　　继《武昌革命真史》之后而称得上有份量的首义史学著作,是张难先1944年写成的《湖北革命知之录》。该书写作于抗日战争已见胜利曙光的历史转折前夕,写作意图当然也在保存信史、表彰先烈、总结经验,但与《武昌革命真史》的批评倾向不同,乃是侧重于褒扬辛亥革命精神之优长。作者在《后序》中设问,武汉乃四战之地,多面受敌,“何以公然发难,并且成功”?一群乡村出身的学生和士兵群众,无文采、寡见闻、小声气,为政府所忽视、社会所菲薄,“何以竟倾动世界文明之大国”、“成此有史以来之奇迹”?仓卒集成之民军,为何能“不扰市民、不费约束、人自为战、动协机宜”?作者的这些设问,显系有所思考而发,这从作者的经历、其他有关著作如《义痴六十自述》、以及在抗日战争中对“人民力量之伟大和无名英雄之可敬”的感叹,均可知其用意。故作者主张对这一“数千年之大革命”应有“伟大之纪念。以扬国光,策励后进”,因为“武昌首义,实系国魂,不有表示,直衣绣夜行耳,将何以扬国威而销隐患哉”?{25}所谓“扬国威”,具体说就是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所谓“销隐患”,即预防抗战胜利后又起内战,希望人们以当年的首义英雄为榜样,“视禄位若敝屣”,不要“热中富贵”。
《湖北革命知之录》认为辛亥革命的精神动力,“乃吾国穷变通久之大道”的潜在影响,至孙中山先生“坐言起行,奔走海内外,期诸实践,并不为种族狭义之革命,兼倡民权民生诸学说”,故“较之汤、武、汉高、明祖之革命,尤为进步”。{26}具体论及湖北革命志士的思想发展过程,则认为当时的“英异之伦,不羁之士,读石庄(胡承诺)茶村(杜浚)遗书,览异域殊方志乘,勃然兴起,不为(张之洞)所囿”。{27}即以为读清初遗民之书,并且了解外国历史上的革命情形,是突破张之洞思想控制的起点。而到了1900年,“因庚子汉口之大流血,如梦方醒;嗣经壬癸海内外笔舌之战,结果革命说为全国公认之救国途径。于是热烈之志士,时时有一中山先生印象,盘旋牢结于脑海,几欲破浪走海外从之”。{28}作者的这种总结比较深远全面,而且注意考察思想的前进和变化。
　　作者高度赞扬了湖北革命志士的实干精神,称“历来志士,即在此环境下造成一特殊风气,即不竞声华、埋头苦干是也。庚子以后,士人多投笔从戎,不以苍头为耻;甚或累年不迁,亦安之若素。遇有风潮,则易名再入他营,……所以无营不有知识分子。革命党人意态冷静沉默,匿儒冠而讳新民,……不数年间竟将政府之军队,于不知不觉中尽变为吾党之势力”。{29}指出了湖北革命的一大特点,或者说是成功的重要原因。
　　作者尤其着力歌颂为革命牺牲的普通英雄,于总结每次战斗行动之时,对牺牲而有姓名者一一郑重标举,对未知姓名的则作人数统计。并写有《无名英雄传》,称赞“欧美各国之崇拜无名英雄也,有以哉”!他指出,包括武昌首义和阳夏之战,革命者死亡“约计总在万人以上”,而有姓名者仅数十人而已。他强调“此万余无名英雄,关系实非常重大”,“有此万余人之头颅,支持武昌根据地两月,使各省胆气雄壮,次第反正。……则此万余无名英雄之功绩,顾可湮没耶?”他对比1900年汉口庚子之役、1904年长沙之役、辛亥年“三·二九”黄花岗之役,称“其领导人才之雄伟之众多,实属超越千祀。然悉无成者,以无名英雄少也”。进而更说,“吾不敢作夸大之词,谓中华民国纯由此万余之无名英雄所缔造。然至少武汉之光复之支持,甚或湖北之军政府、都督府、大都督、总司令等等,悉由此万余无名英雄之血肉换来,洵事实也。”{30}
　　总之,《湖北革命知之录》和《武昌革命真史》不仅是1949年以前份量最重的两本首义史著,而且两书均超出了以个人经历见闻为基本线索和材料的回忆录或实录范围,因而胸有全局、视野开阔,虽以记湖北革命事迹为主,但不局限于湖北一隅,于全国形势乃至革命党人在海外的活动及其相互关联均有考察交待。两书有意保存的史料,不仅重要而且较有系统,剪裁弃取均见功力。虽然《湖北革命知之录》以歌颂肯定为主,但其主要赞扬的乃是烈士和无名英雄;《武昌革命真史》批评暴露较多,但其所指责的乃是投机者和蜕变者,对于“民气”、“民心”亦作高度肯定。因此两书可谓异曲同工,且都含义深远。
　　
　　三
　　
　　武昌首义刚刚成为历史,围绕有关人物、事件的功过是非的争论随即出现。这些争论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首义者同持反对革命立场、歪曲这一斗争的作者及北洋军阀当局的斗争。如郭孝成1912年成书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称焦达峰为“前浏澧会匪首领焦某”,并说焦达峰“私结党羽,利用新军,以遂号召会匪立山开坛之志,并不知所谓恢复汉族为何事”。湖北革命实录馆为此上书黎元洪,批评郭书“黑白混淆”,“事实失真”,强调焦达峰“素持民族主义,……秘密进行,深资得力,……凡挂名党籍者,无不有目共见,有耳共闻”。因此要求黎元洪下令严禁各地出售《中国革命纪事本末》,“以彰公道而正人心”。{31}
　　同年十月,袁世凯政府的稽勋局颁给汤化龙二等嘉禾章,并在《中华民国公报》上刊载袁世凯的政令,称“上年鄂中建义,人心未定,汤化龙从容筹画,维持秩序,并首先主持通电各省,遂收反正之效,厥功甚伟”。湖北革命实录馆当即表示反对,上书稽勋局,表示对袁世凯之政令“侧闻之下,不胜骇异”,指出首义发生时,“汤以议长潜匿私室。迨经数次强迫,始出任事,虽随诸志士后循例敷衍,而究非其本心。初任都督府秘书,垂头丧气,毫不事事。后见大局稍定,串通宵小由运动而得政事部长,更改鄂州约法,后复谬充编制部长。及汉阳失陷,乃鼠窜而去。……化龙借此时会图揽政权则诚有之,从容筹画、维持秩序则未之闻睹。邓玉麟、蔡济民、牟鸿勋、梅宝玑等用化龙等名义以通电各省则有之,化龙主持亦未之闻睹”。在历数汤化龙在武昌首义中的不光彩表现之后,批评颁给汤化龙勋章、登载褒奖汤化龙的“考语”是“以紫夺朱,以莠乱苗”{32}。正因为围绕首义历史展开的斗争在当时带有明显的政治斗争色彩,所以在翌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黎元洪即以“此次赣乱发生,从前革命党人附合乱党颇多。局势一变,该馆仅就湖北一省着手,未免偏枯”为由,下令将湖北革命实录馆解散。尽管谢石钦、苏成章等表示抗议,批评黎元洪的说法“似谓从前革命事迹,是非不无变易之处”,但仍然无法改变实录馆被取消的命运。有组织有计划地集体编写湖北辛亥革命史的工作也因而中止。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