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昌首义的翌年,即1912年问世的龚霞初的《武昌两日记》、胡石庵的《湖北革命实见记》,到1927年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再到1945年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构成了新中国成立以前湖北辛亥志士对这场革命斗争史的回顾和研究系列。在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100周年的今天,系统清理和分析这些当事人的有关著述,对于重新认识辛亥革命的意义及其在首义之区的成败原因,以及如何发展或研究这种独特的“首义史学”,均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
　　
　　辛亥革命的硝烟未散,以这场革命为记载和研究对象的史学著作就已在酝酿当中。到“五四”运动之前,就湖北以外的研究情况而言,已经问世的史书即有苏生的《中国革命史》(1911)、渤海寿民的《辛亥革命始末记》(1912)、高劳的《辛亥革命史》、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1912)、王树楠的《武汉战纪》、《辛亥粤乱汇编》和《辛亥殉难记》,张篁溪的《辛亥革命征信录》、剑农的《武汉革命始末记》、贝华的《中国革命史》、谷钟秀的《中华民国开国史》(1914)等。这些书的作者绝大多数没有参加这场革命,因而在很短的时间内无法得到革命组织的内部资料和有关记载,所以只能从外部描述有关过程,象渤海寿民和张篁溪的书,均系披览各种报纸的报道,将有关消息分类辑录而已。还有些作者站在清王朝的立场仇视这场革命,王树楠最为典型,他把广东的革命活动称为“粤乱”,其《辛亥殉难记》更完全是替为清王朝死节者树碑立传。即使是影响较大的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在对待革命党人的态度上也不无可以商榷之处。
　　湖北的情况不同。一是有众多的辛亥革命直接参与者投入写史的活动,他们有的及时成书,有的事后回忆并多方搜集第一手资料,所以材料真实,叙述具体详尽,而且作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对这场革命持高度肯定的态度。二是有组织有计划地搜集资料、准备编写大型详尽的史书的工作,在湖北开始着手亦最早。湖北在1912年6月即成立了湖北革命实录馆,革命党人谢石钦、苏成章为正副馆长,任王葆心为总纂。该馆以“发潜德之幽光、演民族之进化,表彰忠烈、诛伐奸邪”为宗旨;以“调查事迹、搜罗材料”为入手办法,并致函湖北各商会、商团、共进会、调查会、日知会调查会以及各省临时议会,征集各种有关资料。据该馆“登录簿”记载,自1912年7月工作开始,到1913年8月该馆被黎元洪下令解散为止,共收到各地寄送材料530余件。在此基础上编出的《湖北革命实录长编》分订为八册。《湖北革命实录长编》史料丰富,涉及较多为他书未曾载入的人物和事件,如记18日晚在汉口英租界有留学生、革命党两人被捕;小朝街机关被破,有30余人被捕等,尤其是记彭、刘、杨烈士被审讯一节,十分详细生动,为他处记载所不及①。
　　黎元洪亦在民国初年组织人编写了《武汉战纪初稿》,该书分上下册,四万余字,已于近几年发现刊出。其内容专记“辛亥年八月武昌首义日起、至十二月民国统一日止、关于武汉一方面战争情况”,侧重于军事史,而内政外交和与战争无涉者不记。文字均据当事者的回忆和原始材料,逐日逐事排列,叙述清晰扼要,对湖北军政府的军事组织、兵力情况、军事部署、战略要点、各处兵力配备与调动及火器配置等,均有翔实记载;对于清军情况介绍虽略,但于获取的各种情报却都原文录存,因而保存了较多军事方面的原始材料。书中对于广大群众拥护民军、积极参加后勤运输等亦有叙述,特别指出了某些战斗的胜利,完全靠人民的支持②。
　　个人撰写的武昌首义有关史著尤多。此中最早的是咏簪(龚霞初)的《武昌两日记》(1912)、高仲和的《北征纪略》(1912)、胡石庵的《湖北革命实见记》(1912)等,接着有查光佛的《武汉阳秋》(1914)、熊秉坤的《武昌起义谈》(稿本1918)等,20年代及其以后则有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1927)、吴醒汉的《武昌起义三日记》(1929)、邱文彬的《辛亥阳夏起义史略》(1939)、章裕昆的《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1944)、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1945)、李廉方的《辛亥武昌首义记》(1947)、胡祖舜的《六十谈往》(1944)和《武昌开国实录》(1948)、居正的《辛亥札记》和《梅川日记》(1945)等等。
　　上述著述成书有先有后,篇幅大小不一,着眼点侧重面亦不相同,作者的识见也有高下之分。就时间而言,有的只记最关键的两天或三天,有的则写到前后十年;就空间来说,有的只写一支队伍的活动范围,有的则写到武汉三镇、湖北全省乃至全国的有关状况。但这些书有共同的特点,就是作者均为辛亥革命的亲自参加者,而且除了《武昌革命真史》和《湖北革命知之录》等少数著作之外,多数史著以作者个人的经历和见闻为素材,因而所述较为可信,史料也很丰富和生动。
　　如1912年2月10日即已脱稿的《湖北革命实见记》,就明确宣称“必从实以记,……可褒者褒,可诛者诛”,“不为曲隐,不为巧饰”。③作者当时在汉口,于首义爆发五天后即独立创办《大汉报》,为革命宣传鼓吹,立下功劳,后又写了这篇实见记,内中有价值者甚多。如作者亲见汉口刘家庙战斗时,“百姓……直欲徒手助战”,工人协助拆除铁路,战斗胜利后“市民争运捕获品物,欢声雷动,络绎不途”的动人场面,把广大群众同仇敌忾、奋不顾身的情景忠实记载下来。作者对清军的暴虐、尤其是纵火焚烧汉口的罪行作了强烈谴责。对汉口军政分府的作为予以肯定,但对其下令封闭中立的《公论报》并欲捕杀该报经理宦屏风,则表示“大不服”;对武昌城内个别起义者戮及满族妇女老人的行为亦“大不为然”,认为“革命宗旨在光复,不在报复。……戮杀满人,目下万不可再为”。④可知作者所褒,在革命者和人民群众;作者所(笔)诛,在维护旧势力的鹰犬。对少数革命者的非理性行为亦加以正确的批评。
　　作者们撰写有关首义史书,除了保存资料以成信史、表彰先烈先进供人景仰之外,还都有较为明确具体的现实目的,故其揭露批判的对象不限于清王朝这只“死老虎”。
　　最早对革命斗争不彻底表示担忧的是高仲和,时在民军安襄郧荆招讨使季雨霖部任参谋。他即时写成的《北征纪略》不仅真实地记录了民军光复荆州、出师襄阳、进军河南攻克新野、唐县、邓州,以及招抚南阳的过程,而且着重指出,当时多数革命者专注于武汉的防卫,未下决心反攻为守,因而使得季雨霖部出师延期,力量单薄,未能迅速深入河南,截断清军后路,牵制其力乃至从背后进攻武胜关,将湖北境内清军全部肃清。作者认为,没有军事上足够的胜利,是造成政治上被动的主要原因,“今日者共和虽成,而遗虏犹刻思蠢动。……使我军战胜攻取,一如安襄郧荆北伐之师,则虏王退位,不借项城(袁世凯)之转圜。而余虏亦且救死不瞻,更何敢肆小腆反复之想!”⑤在清帝刚刚退位的1912年2-3月,作者即对前途表示忧虑,认为辛亥革命并未取得切实胜利。这种认识可说非同一般。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