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终于窃取了政权,革命者的心头蒙上了阴影。武昌首义中功勋卓著的英雄战士蔡济民的诗《书愤》,“风云变幻感沧桑,拒虎谁知又进狼。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⑥就是这种心情的写照。为此,革命党人一方面继续用多种形式对袁世凯作限制和斗争,一方面以回顾辛亥革命斗争历史来说明民主共和的来之不易,告诫人们提高警惕。1912年10月辛亥革命周年纪念时编印的《武昌两日记》,就明显含有这一意图,宋教仁为之作序,明言此书是要让“国人知缔造民国之艰难,而益深警奋发有为心”,蒋翊武则强调“已死之诸君已达破坏之目的者也,未死之诸君则更有建设之责任焉。”作者龚霞初是武昌小朝街机关被破坏时的被捕者之一,故关于起义前的紧急筹划、被关押审问的情形都记载得十分详细生动。⑦
　　袁世凯的反动面目明确暴露以后,部分武昌首义的革命者继续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他们在这期间写下的有关首义史著,目的之一仍是宣传和肯定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表示继续同袁世凯及北洋军阀斗争的决心。如查光佛在1914年写的《武汉阳秋》中,开头就说:“满清之季,内政不修,外侮日亟,种族大义,深中人心。孙总理提倡革命,号召全国,而革命思潮更有一日千里之势。”⑧此时孙中山正因为发动了反袁的“二次革命”而流亡日本,故查光佛之作《武汉阳秋》,历史意义在保存信史,现实意义则明显为支持孙中山而反对袁世凯。同样,熊秉坤1918年作《武昌起义谈》也不外这两重目的。熊秉坤是被孙中山称为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的人,从辛亥革命到护法战争,无役不与,且目光远大,胸襟宽阔。他总结辛亥革命的起因,认为“远因甚多,可总括为欧力东渐一语,戊戌政变,实已开其端倪。……后中山之民主主义传播国内,志士仁人前仆后继者不知凡几”。谈到武昌起义时广大革命志士的作用,熊秉坤强调“其发生非一日,人物非一派,……合群众群力,共冶一炉,此武昌之所由发难、为天下雄欤”!⑨其高度肯定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希望各种进步力量团结对敌的目的不言自明。
　　
　　二
　　
　　到1927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已两年,北洋军阀亦接近垮台之际,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脱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关于武昌首义乃至辛亥革命这一专史中份量最重的著作。其写作动机也比较复杂。曹亚伯从1903年参加花园山聚会,开始投入革命,直到1921年,一直是坚定的民主革命者和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对革命事业亦有建树。但从1921年起,他受到胡汉民、胡毅生兄弟的多方排斥,甚为郁郁,而陈炯明乘机对其拉拢煽动,几至被陈氏所利用。经陈少白、冯自由的劝告,曹亚伯于1922年离开当时的革命中心、也是政治漩涡中心的广州,在江苏昆山隐居,潜心于中国传统文化,并由信仰基督转而信佛。1926年北伐军进入江苏时,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密谋在淞沪一带大肆劫掠后逃走,曹亚伯组织乡民武装自卫,当地得以安宁。但北伐军白崇禧部到昆山后,反将曹亚伯视为“投机分子”诱禁于上海司令部,幸亏原同盟会的好友出力营救,他才免除了一场无妄之灾。
　　曹亚伯自此不仅“厌闻时政”,尤其认为当时的党政军新贵“数典忘祖,鄙视吾辈,皆不知革命历史所致”。⑩故其写作《武昌革命真史》的动机可说是多方面的,有肯定这段血与火的历史,希望人们尤其是要求新贵尊重前人业绩的意思;亦有个人忏悔之意,“予愧不学,少未闻释老孔墨诸胜义,未免蔑视旧有礼教,而于家国之革命,不无过勇之愆。……今为此言,所以忏悔三十年来一切昏动之罪”。进而认为,民国成立之后内乱不断,同胞痛苦日增,原因乃在“革命者不能自苦以利天下”,故希望革命者“先自革其我见之非始。”{11}他告诫某些革命的有功之士、尤其是手握兵权的人说:“满清之亡,非徒亡于湖北军队,实亡于中国总民意也”;{12}又说:“所谓满清之亡,实非革命军之力,乃天心民心所趋向耳”,{13}这些话或许有贬低革命军事力量的作用之嫌,但曹氏当时不满于恃兵弄权、贪人民之功为已有的武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正因为这样,《武昌革命真史》一书在把主要批评矛头对准袁世凯的同时,对革命阵营内部的不良现象,尤其是一些人的具体错误,也有暴露和批评。他运用了大量资料,剖析袁世凯的反动本质,揭露其两面手法,斥责袁世凯“甘心作贼”,“不自知其无耻至此极也”。{14}并总结民国年间内乱的起源说,“自武昌起义至袁世凯接收南京政府,即开汉奸乱国之端矣。……于是莫礼逊以灭埃及之法灭中国,利用洪宪以实行,民国之乱无已时矣。”{15}毫无疑问,作者认定袁世凯是造成辛亥革命失败的祸首,是民国年间中国内乱的祸根,对其加以彻底批判的用意是十分明确的。同时作者对黎元洪及旧官僚亦予揭露,称“官僚党老奸巨猾,阴狠而貌为谦恭,黎元洪与官僚党接近,……深恨革命党,但不露于形色,唯对革命党绝口不言事而已。在一般无德无学、喜人逢迎之无大志党人,亦为官僚所默化,渐对同志顿改面目,亦与官僚多方联络;而官僚派更从中挑拨,使之同室操戈,故不转瞬而武昌之一切政权,皆操于官僚之手。”{16}作者剖析湖北革命政权之蜕变,还是很有见地的。
　　该书引起非议的原因,明显是对革命党人微词过多。如多次说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等“专以膨胀势力为主”,以至几度造成“党内交哄”,“同室操戈”;{17}又说张振武携巨款赴日本购买枪弹,结果购回陈旧过时、乃至不适用之物,且将公款在上海挥霍浪费而无法交待。{18}还批评孙武受旧军官杜锡钧之逢迎,网罗投机分子石星川、唐克明为党羽,勾结黎元洪,排斥文学社同志,打击真懂军事的吴兆麟等。{19}
　　该书还泛指一些不良现象,批评“当时革命党人,大半年少气盛,性情暴烈。既不能容人,又不为人所容,而又无观察力。能切实作事、脚踏实地者,即以为迂阔;专尚虚华言巧诈者,即以为奇才。所以每每办事,纠纷多而成绩少。加以盛气凌人,贤者不出;而投机攀援之士只知因缘时会、名利是图。若当危急存亡之秋,即风流云散;既见时局日趋安定,即趋之恐后。此当时之现象也。”{20}又说,“是时清廷将终局,而南北无战事。一般无德无学之冒充革命党,招摇放纵,皆以功加海内自居,不可一世,挥金如土,假公济私,穷奢极欲。其一幅不自爱、不自重、不可载道之器,群表现于花天酒地之中。人民对之渐有失望之态,外人见之极不满意”。{21}总之批评较多而尖锐。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