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自由主义思潮深入人心，一时以自由为口头禅者，遍于里巷。这种情形，对于熟悉近代史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它同样在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出现过。然而什么是自由，它是一种普世价值还是一种政治制度，它是个人漫无约束的行为还是个人选择的权利，自由本身有无性质之分、层次之别，诸如此类的种种问题，那些成天高喊自由民主的公共知识分子却很少理会——一如他们在一百年前的前辈那样。正因为“民主控”的公共知识分子所理解的自由，只是一种政治口号、一种制度安排，而不是人生的目的、个人选择的权利，他们才会认为儒家思想天然地缺乏自由，天然地排斥自由。今天的“民主控”们不省思“文革”与“新文化运动”不可离散之因缘，不深察斯大林主义更直接、更明显的影响，反而把现实中一切弊端蠹害，统统归咎于儒家，聚讼于孔子，一则曰中国从古即是奴隶之邦，二则曰孔子教成奴性人格。呜呼，此岂持平之论也哉！此岂持平之论也哉！
　　
　　自由与近代中国
　　
　　自由一词，戊戌前十年间传入中国，倾动朝野。严复深有慨乎“竺旧者既惊怖其言，目为洪水猛兽之邪说；喜新者又恣肆泛滥，荡然不得其义之所归”[1]，遂取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的名著《On Liberty》（今译作《论自由》），迻译成中文，定名曰《群己权界论》。此书译成，未及删定润色，因庚子国变散落，恰巧有位西方的友人获得此稿，于1903年寄还给严复。在严复看来，辨明群己间的权利界限，是自由的前提，此稿失而复完，是“四百兆同胞待命于此者深，而天不忍塞其一隙之明”[2]，中若有天道存焉。
　　值得注意的是，此书《译凡例》劈头即云：
　　
　　或谓旧翻自由之西文Liberty里勃而特，当翻公道，犹云事事公道而已，此其说误也。谨案：里勃而特古文作Libertas里勃而达，乃自由之神号，其字与常用之Freedom伏利当同义。伏利当者，无挂碍也，又与Slavery奴隶、Subjection臣服、Bondage约束、Necessity必须等字为对义。人被囚拘，英语曰To lose his liberty失去自由，不云失其公道也。释系狗，曰Set the dog at liberty使狗自由，不得言使狗公道也。公道西文自有专字，曰Justice扎思真斯。二者义虽相涉，然必不可混而一之也。西名东译，失者固多，独此天感成，殆无以易[3]。
　　
　　严复何以要如此不厌其烦、反复其辞地为Liberty的译法正名？盖因提出Liberty当译为“公道”的不是别人，乃是当时在庙堂江湖均有极大影响力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于戊戌变法前著《劝学篇》二十四章，综融中西，折衷新旧，所提主张，切实可行。且预言民权之说大昌的结果是纪纲不行，乱民四起，劫掠市镇，焚毁教堂，从而予外洋各国侵略中国的口实[4]，而这一预言，后来被义和团和庚子国变所验证。此书戊戌年初刊不久即风行海内，1900年纽约更是以《中国惟一的希望》的书名出版了英文版[5]。时贤之作，动人心、新耳目，殆无过此书。
　　不过，张之洞并非严复所称的“竺旧者”，《劝学篇》序文即深慨“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6]，他的心态是开放的，立场是平允的，不会如孟子排杨拒墨一般敌视自由。然则何以张之洞会犯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提出Liberty宜译作“公道”呢？
　　检《劝学篇·正权第六》，张氏原话作：“至外国今有自由党，西语实曰‘里勃而特’，犹言事事公道，于众有益，译为‘公论党’可也，译为‘自由’非也。”[7]可见张之洞未察Liberty词源本义，而是从自由党的政治主张出发，提出Liberty即“公道”的见解。这当然是一个错误，但却是一个可以原谅的错误，因为在这一错误中包含着真理的光辉。
　　张之洞认为，西方民权（作者按：今称民主）之说，其含义不过是“国有议院，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而已，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揽其权”，译者称“民权”，已是大误，至称人人有自主之权，更是怪妄之言。此处的“人人有自主之权”，即是指Liberty自由，代表了当时中国大多数人对自由一词的理解。张之洞说，自由一语“出于彼教之书，其意言上帝予人以性灵，人人各有智虑聪明，皆可有为耳。译者竟释为人人有自主之权，尤大误矣”。他指出：“泰西诸国，无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国必有政，政必有法，官有官律，兵有兵律，工有工律，商有商律，律师习之，法官掌之，君民皆不得违其法。政府所令，议员得而驳之；议院所定，朝廷得而散之。谓之人人无自主之权则可，安得曰人人自主哉？”[8]张之洞不愿意接受“自由”一词，实因汉语中“自由”每含放佚恣肆之义，易为横暴不法之徒利用，酿成大害。
　　近世西方人来到中国，总对中国人的散漫无组织，不守法，缺乏公共精神，只知有己，不知有他人的习性印象深刻，一百多年过去，中国人在这些方面并未见有长足进步。潘光旦先生总结中华民族的四种病态，一是体格的柔韧化，二是科学头脑的缺乏，三是组织能力的薄弱，四是自私自利的畸型发展[9]，其中第四种病态，潘先生特举“国粹”麻将为例，说明中国人天生拒绝合作：“在玩的时候，一定得假定其余三人无一不是你的敌人，要对他们钩心斗角，一刻不可懈怠。他是一个绝对的、丝毫不假借的个人主义者，他无刻不在想占便宜，或至少教别人也占不到便宜。”[10]这真是对中国国民性的最深刻的发现！我的老师曹文轩教授从日本回来跟我说，他发现日本人和中国人最大的区别是，你跟日本人讲前面的路不通，日本人第一反应是相信，而中国人第一反应是怀疑，这其实是中国人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组织能力薄弱的国民性的折射。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承诺在公共场所禁烟，迄今无法执行。至如当街插队夹塞、行人乱闯红灯、小区乱抛垃圾、公共场所大声讲电话等不文明行为，对中国人来说是家常便饭，国外一些地方，甚至特别用汉语简体字树立“禁止随地吐痰”的标示。中国向称地大物博，实则除以庞大的人口基数，地既不大，物亦不博，以中国贫瘠稀缺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要养活十四亿人口，本已捉襟见肘，而仍有无数人呼吁国家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好让自己尽情繁衍，他们只想着自己的血脉存续，从未想过整个种群必将因人口的恶性膨胀而陷入绝境。香港虽经英国殖民统治多年，爱好生育的中国禀性却未有任何变化，故香港大多数居民居住条件之恶劣之逼仄，在发达地区绝无仅有。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