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约465-521)是齐梁之际伟大的文学思想家，姚鼐(1731-1815)是著名的古文家、诗论家，清代桐城文派的集大成者。双方文学活动的空间区域比邻甚或重合，而时间跨度却有一千二百余年。他们的文学本原观、文质观、文体观与通变观等既有密切的关联也有明显的疏离。我们据此认为，刘勰与姚鼐堪称文学时空中的“双子星座”。
　　魏晋之后，中国文学走向“文的自觉”，刘勰体大虑周的巨著《文心雕龙》无疑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及至清代，中国传统文化进入“盘点”时期。文学的自主性愈加明晰，其中姚鼐《惜抱轩诗文集》、《惜抱尺牍》和《古文辞类纂》等，可谓诗文“盘点”后的“总账目”。两相比较，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演进及其审美精神会有更深切的体悟与认知。
　　
　　一、本原观：从“道之文”到“道与艺合”
　　
　　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在本原性问题上表现出注重“道”与“文”关系的鲜明特点。这具体凝聚在“文以载道”与“文以贯道”两大命题中。两者一字之差，却断然有别：“贯道是道必藉文而显，载道是文须因道而成，轻重之间区别显然。”刘勰与姚鼐对此表达了相近的认知，而由于时空差异及其造成的理论视域的不同，他们的文学本原观也有差别。
　　纵观《文心雕龙》可知，刘勰是在“道之文”及其衍生的“天文”、“人文”与“情文”的文化语境中论述文学的，这算是他对“文的自觉”时代的理论回应。首篇《原道》专论“文”的本原问题。“天之象”、“地之形”以及“言立而文明”的“人文”皆是近于老庄所言的“自然之道”的体现。“道之文”中的“道”又因“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而成为“素王”之儒道，《征圣》、《宗经》等篇由此展开。
　　因此，尽管黄侃认为刘勰的“道”，“与后世言文以载道截然不同”。但在涉及文学本原及作品评价上。“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宗经》)等根深蒂固的儒学观念的影响，滞缓了刘勰对文学自身特点的追问。他突出了“情文”在“道之文”中的地位与意义：“情者，文之经”(《情采》)、“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物色》)等，这是对文学自觉性的有力辩护。但这里的“情”在深层次意义上是什么呢?《征圣》云：“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宗经》云：“圣谟卓绝，墙宇垂峻”；《序志》则云：“尼父陈训，恶乎异端”等。如此，作文才能“风清而不杂”(《宗经》)而成为“彬彬君子”。可见。刘勰的“情文”因对儒教的深情眷恋而离纯粹审美意义上的“情文”尚有一定距离。难怪与姚鼐对屈原作品的着眼点不同。刘勰提出“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辨骚》)的要求而最终落人“思无邪”的诗教窠臼。显然。虽然刘勰对“文的自觉”时代已有精到的理论回应，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文学本原观仍没脱离“文以载道”观念的阈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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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阈限至于姚鼐有了很大的改观。他在诗文观念上提出“熔铸唐宋”的口号，而刘勰的“道之文”说在唐宋时期恰有明显的分流。郭绍虞先生认为：刘勰之自然说“至唐代遂以成为古文家的文，自有唐代独孤郁诸人之自然说。至宋代遂以成为道学家的文。影响固属不同，渊源则出于一。”唐代古文运动以“文以明道”为圭臬，宋代理学以“文以载(害)道”为旗帜，而姚鼐超越唐宋拈出“道与艺合”的命题。现举要胪列如下：
　　“吾尝以谓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
　　“文王、周公之圣。大、小雅之贤，扬乎朝廷，达乎神鬼。反覆乎训诫。光昭乎政事……夫文者，艺也。道与艺合，天人合一，则为文之至。”
　　“诗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诗文美者命意必善……意与气相御而为辞，然后有声音节奏高下抗坠之度，反复进退之志，采色之华。”
　　“夫天地之间。莫非文也。故文之至者，通于造化之自然。”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传统的文道关系上，刘勰与姚鼐都不同程度存有“文以载道”的观念，“反复训诫”、“光昭政事”是他们“文心”中难舍的情结。这就是说，他们都没有彻底解决“文章之原”的问题。第二，姚鼐胜出刘勰之处是，他强调“文之至”、“文章之原”在于“造化之自然”、“道与艺合”以及“刚柔相济”等，并坐实在“意与气相御”、“御精遗粗”的“八字诀”(“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之上。第三。姚鼐给出“文”的简洁界定：“诗文皆技也”、“夫文者，艺也”。把“文”归于“技艺”的界定是“文”真正走向自觉的重要的环节。而刘勰充其量是把“诗文”与“情”联系起来，未能将之“技艺”化。这就为伦理化的情感不经审美中介而成“文”留下缝隙。这些文学本原观上的关联与疏离也必然体现在他们的文质观上。
　　
　　二、文质观：从“文附质”、“质待文”到“文质兼备”
　　
　　文与质的关系问题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基本问题。也是刘勰《文心雕龙》的中心问题。与姚鼐著述相同，《文心雕龙》也有其明确的现实针对性，这就是“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通变》)的文风。为扭转这种浮艳、颓废的情势，刘勰的文质观以各种表述方式贯穿《文心雕龙》，使其著作有了创作实践上的针对性与理论逻辑上的整体性。
　　刘勰的文质观有两种情形：其一是主要用于史性描述的“文”之华丽与质朴两种风格。譬如，《通变》云：“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檃栝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时序》云：“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等。其二是指我们常说的“文”的形式与内容，这主要用于总论、文体的评述与文章的写作方法。比如，《征圣》云：“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诠赋》云：“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情采》云：“文附质”、“质待文”等。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