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引罗圮还为另一位东厂官校安顺撰写过墓志铭，据《安千户(顺)墓铭》载：“景泰初，也先未即悔祸，南土弄兵之戎，所在蜂起，一二奔命之臣，乘时观望，多其身图。由是奸伏于肘腋间，莫可摘拔，景皇帝赫然震怒，恐有以戚我上皇，遂严侦探之柄，拔锦衣群校，置之东厂，使之入微捣深，不以时达。”领“锦衣群校”行事的，应该就是阮伯山。他最后的官衔应当是“掌东厂官校行事太监”。
　　自景帝“严侦探之柄”，内官缉事权大大加强，这从阮伯山在景泰初的两年间由副使骤升至太监可见一斑；所领校尉人数有不小的增长，缉事权开始出现滥用的情况。《双槐岁钞》的作者黄瑜是景泰间监生，他在《岁钞》卷6《王忠肃公》条记道：“景泰时……优人张甚通同东厂逻者，害及举子。”就笔者所见，这是时人记东厂行事的最早记载，东厂开始进入笔记，这并不是偶然的。
　　天顺元年正月，英宗通过“夺门之变”重登宝位。天顺年间(1457—1464)，政局动荡，经历过人生大变故的英宗更加倚任官校缉事，“以为慑服雄奸之具”，但从这一时期官校缉事的大量史料来看，他似乎跳过了内官这一中介，而直接操纵着锦衣卫，史云：“锦衣卫指挥同知逯杲每遣校尉廉得事情， 送 指 挥 使 门 达 锻 炼 成狱。”“英宗甚至亲自交办侦伺任务，使“缇帅”的赫赫威灵，达到了纪纲之后，一个后世再也无法企及的高峰。锦衣卫不仅不受制于宦官，反帮助皇帝刺察内臣。正是缉事校尉的压迫，直接导致了太监曹吉祥及其家族的谋反，所以曹钦起事，首斩逯呆。
　　这一时期，似乎缉访大权复归一于锦衣卫，不再出内官缉事。
　　天顺八年，宪宗即位，“罢缉访官校”，门达等人遭到斥逐。但成化二年就有锦衣卫官校副千户安顺(即前墓志中的“安千户”)奏称“从少监金鉴缉事”，屡获妖贼妖书事。这表明经过天顺朝那个特殊时期，内官重又染指“行事权”；且属下缉事官校的级别也显著提高，安顺这次乞功后即升正千户，而他在景泰中只是百户。
　　以上史料可证，东厂洵为旧物。那么张伦在弘治初元说“东厂之设，祖宗所无”，到底有何依据?其实张伦的说法并不孤立，太监罗祥的墓志也提供了辅证材料。罗祥约在成化二十年后掌管东厂，孝宗即位后去任，弘治二年卒，户部侍郎吴原为他撰写的墓志铭，在描述其办事老成后，继而说道：“及设东厂以纠不法，挽公任而复辞，辞而复任者三。”这是一条重要史料，“及设东厂”与“近年设立东厂”，一见于私家墓词，一见于正史章疏，彼此呼应相证，如果不轻易拋弃史料，而对这两种说法予以取信，并结合天顺时期官校缉事的变化，那么不妨提出这样一种推测，即天顺中停东厂，成化中始复设。
　　当然。对这个观点尚待通过发掘新史料，予以进一步证明；但以上史料显示的“缉事权”的变化，无疑为我们考察明代“宦官专权”的波动性提供了新的启发。
　　最后。试据以上论述括言之：洪武中朱元璋已用宦官刺察外事，并可能已尝试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朱棣即位后，决定鼎建新都，于是在剪除纪纲后，在北京开厂刺事，出内臣主之，“名其署曰东厂”，形成由厂、卫分领缉事的态势。仁、宣至正统间，内官虽领行事，然权柄稍轻，正统十四年“己巳之变”后，景泰帝即位，乃重申祖制，“拨锦衣群校，置之东厂”，厂权大张。但英宗复辟后，径以锦衣卫为爪牙，不寄行事权于内官。至成化之初，复开东厂，仍命内臣督领行事，从此内官稳定地掌握了缉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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