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此说后来为清修《明史》所采信，该书《太宗纪》、《宦官传》均载：永乐十八年，置东厂，命中官刺事。其流益广。然而在明代，此说尚未深入人心，如崇祯中阁臣蒋德璟有云：“东厂不知起何时……

大抵洪熙滥觞，二正(正统、正德)滋蔓，与成祖无与也。”
　　而且，明末清初的一些史料多持“七年之末说”：《罪惟录》记为永乐七年十月，《明书》记为七年十二月。该年朱棣首次北巡，持此说者，显然认为朱棣移跸北京后方开东厂。
　　另外，《国榷》于七年十二月与十八年十二月，俱书“始立东厂”，两存其说。《明通鉴》卷17虽将“置东厂于北京”列于“永乐十八年八月”条下，但该条的《考异》在综核各家之说后，又云：“七年令中官刺事，是厂卫之设已久。此以将迁北京，命复设耳。”是谓永乐七年已于南京开东厂，十八年以迁都，在北京复设。非有新的证据，不过调剂诸说而已。
　　论者往往将设立东厂与永乐迁都联系起来，这也是“十八年说”易售的一个原因。事实上，朱棣在永乐十五年(1417)第三次北巡，当年六月即开始营建北京宫殿，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南京。永乐十八年十一月诏天下，宣布以北京为京师；十二月郊庙宫殿成，次年正月御殿受贺，算是正式迁都了，在此之前，朱棣一直留在北京，已经三年，东厂创建也好，复设也好，都不当以十八年下迁都诏为断。
　　现在已很难弄清东厂设立的具体时间，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即东厂并非初设于南京，证据是成化二十三年进士罗圮为锦衣卫千户李宗的妻子邬氏撰写的《权厝墓志铭》，其中转引了李宗墓志的部分内容，说浙江上虞人李宗，字文玉。，业儒能文。永乐中，“值父以锦衣卫士征赴阙，乃白父曰：‘此去阙半万里，大人以垂白往，往即无患，儿亦何为人，吾弃儒矣!’遂戎服代行”，“半万里”，即五千里。以上虞计里程，显然指北京。李宗到卫不久，“会文皇帝出中贵人侦天下事，名其署曰东厂”，遂以锦衣卫士充选。
　　李宗是永乐中从“中贵”缉事的锦衣卫官校，他的墓志作于景泰二年(1451)，作者是时任翰林院侍讲的徐有贞，可信度是很高的。这条史料显示，东厂是朱棣在北京时设立的，“初年说”不攻自破。且东厂既始设于北京行在，而非百官留守的南京，其创立显然与《明史纪事本末》所说的疑惧建文旧臣没有关系。
　　朱棣三次北巡，他会不会在七年首巡之际，就“出中贵人侦天下事”呢?那样，“七年之末说”就成立了。
　　检《明史·成祖纪》，朱棣永乐七年第一次北巡，二月发，三月至。七月即命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出师漠北，不幸全军覆没。次年三月亲征，七月凯旋，十月就返回南京。戎马倥偬，时间促迫，再加之朱棣回南京后一呆就是两年，因此永乐七年在北京开厂缉事的可能性极低。锦衣校尉李宗的年纪也能提供侧面的证明。据其妻墓志，李宗卒于景泰二年(1451)，得年53岁，可知他生于建文元年(1399)。当他代父服役时。至少应该成丁。如果永乐七年就开东厂，他才11岁。是不可能人选的。
　　永乐十一年(1413)二月，朱棣第二次北巡，这次在北京停留的时间较长，约三年有余。这期间他除了把徐皇后下葬于刚刚建成的长陵，还再次发动了对瓦刺的战争。永乐十四年(1416)八月，他最后一次回銮南京。这次回来似乎主要是为了与群臣讨论营建北京，所以仅呆了五个月，次年三月即匆匆北返，同时大规模的新都建设也开始了。
　　朱棣有没有可能在第二次北巡期间开东厂呢?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必须考虑到锦衣卫的缉事权。在开东厂之前，缉访大权尽属锦衣卫，命内臣领官校缉事，是将原来统属于锦衣卫的权力一分而二，使其“内外相制”。因此，东厂的开设，必然与权倾一时的锦衣卫帅纪纲的命运发生紧密的关联。在永乐中年以前，纪纲最受宠信，“帝所怒内侍及武臣，下纲论死”，。纪纲势焰太盛，已引起朱棣的猜忌，所以一旦有“内侍仇纲者发其罪”，立刻以谋反的罪名将他处死。时间是永乐十四年七月，正好在朱棣最后一次返驾南京的前一个月。显然朱棣赶在南行前夕，除掉了心腹之患。
　　第二年朱棣再次回到北京后，开始大兴土木，修建宫阙城池，数十万民户也被强制迁来，以充实畿辅；他还雄心勃勃，准备再次发动对漠北的战争，各地征发而来的军士夫匠充斥着这座旧都。在这样一种扰攘的形势下，纪纲虽死，缉访之权却必须加强，此时开厂缉事，才有现实的需要。
　　另外，据称东厂因建于皇城东门东安门外而得名。东安门始建于永乐十五年，在此之前，皇城尚无，自然也没有东安门，当然更不会有因东安门而命名的东厂了。此亦为一证。
　　综上所述，东厂不可能设立于永乐之初，十八年又无证据可言；而以情势断之，十五年后立东厂，东厂之设为营建北京，此最近于实。
　　
　　三、东厂中辍复设说
　　
　　弘治元年(1488)正月，户部员外郎张伦上奏说：“近年设立东厂，密查臣僚过失，因而黜罚，其至恩仇分明，致陷无辜者多矣。”他强调：“东厂之设，祖宗所无，并宜废罢。张伦认为东厂非祖制，乃“近年设立”，这一说法颇有些不同寻常。
　　的确，东厂在正史中出现时间非常晚，《明实录》首见于成化十三年 (1477) 六月。第一个以“东厂太监’’名义出现的是尚铭，首见于成化十五年闰十月。有意思的是，在《实录》中，还是先出现由太监汪直所开的西厂，再由西厂才牵出东厂；大学士万安提出“东厂之设自文皇帝”，也是因请罢西厂而发。但随着尚铭、汪直争宠，东、西两厂竟功，东厂在成化朝播虐的事实路人皆知。作为从前朝走过来的官员，为何张伦还要说“东厂之设，祖宗所无”呢?在下结论之前，有必要把永乐以后“内官领行事”的相关史料作一番梳理。
　　在早期史料中，多称缉访为“行事”。仁、宣间“校尉行事”的材料，仅见英宗即位之际，大学士杨士奇等上言：“行事校尉多有在外假公营私。诬枉平人，挟制官府，瞒昧朝廷。宜减其数，令锦衣卫公正指挥一员提督禁约。”足见校尉行事在宣德中已为弊多端，所以杨士奇才将它作为一件要事提出来。但此奏只说“令锦衣卫公正指挥”提督禁约，并未及督理缉事之内臣。成化以前，正史中没有东厂的任何记载，但“内官行事”却并非全无“消息”。景泰元年(1450年)，有人上疏，请止内臣监军，景泰帝答复说：“朝廷委任内臣各处镇守、备御、监军、行事，皆是祖宗旧制，不可更改。”公开称内臣“行事”为祖制。景泰中，以“掌行事”名义见于《实录》的有少监阮伯山。此人的经历值得注意，正统三年礼部尚书胡浅撰《敕赐净明禅寺记》，言“中贵阮公伯山，夙慕宗乘”，于宣德八年罄资建寺，正统三年讫工，具闻于朝，赐额净明。阮伯山或作“柏山”、“白山”，还见于正统五年正月《敕赐宝光禅寺助缘记》√乙年十月《敕赐法海禅寺碑记》、十二年闰四月《敕赐真武庙碑》的“助缘信官”名单里，他在内廷身份应较高。《明英宗实录》记其事迹数例：正统九年，驸马沐听杖死阍者及家奴，被时为奉御的阮伯山告发(卷124)，景泰元年任内织染局副使，奏发都督刘安等或老疾不才，或废边务(卷194)。景泰 二年正月，乃称“掌行事者右少监”，这是正史中第一次出现内官“掌行事”的名义(卷200)，七月，以擒反贼功，升左少监，锦衣卫官旗刘祥等十九人俱升一级(卷206)。八月即升太监，又“奏公侯伯擅收阍者”(卷207)，刻于景泰四年九月，，大学士商辂所撰《西山净明禅寺兴造记》云：“净明禅寺者。前中贵阮公伯山所创建。”则是时伯山已卒。从其事迹观之，此人自正统以来即“善”告讦，所发事皆为不法，而且都是官员，这无疑是履行职务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阮伯山到正统九年才任奉御(比监丞低一级，正六品)，职位并不高，却有实力在宣德末、正统初捐资建寺，与众太监比肩助缘，说明他官位虽低，职任却重。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