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厂，是明代宦官机构中最有名的一个，东厂、锦衣卫“表里缉事”，合称厂卫。由于厂卫组织对明代政治生活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有人甚至以“特务政治”来标识明朝的宦官制度。但当前对东厂的研究，多不出《明史，刑法三》的范围；对东厂设立时间及缘由等一些关键性问题，仍存在不少误解和含糊不清的地方，本文通过对成化以前宦官“行事”的考证，参用新的史料，对内臣缉事之始、东厂开设时间，以及成化以前内臣缉事权的变化等问题提出新的见解。
　　
　　一、内臣“刺事”始于洪武说
　　
　　中官刺事，一般认为始于永乐，如《明史》卷304《宦官传一》云：“(明宦官)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其实，假内臣以为耳目，太祖朱元璋已开其例，并在屡经刷洗的《实录》中留下蛛丝马迹，《明太祖实录》载一事：
　　参军郭景祥总制和州，人言其子所为多不法，上遣按察书[吏]唐原嘉往察之。归言景祥逐其子，其子持稍欲杀父。上以语后，必诛此子。后曰：“吏言恐不实，况老郭止一子，杀之不实则枉矣，又绝其后，”上复遣内使佛保廉，无持捎事， 遂释景样子而杖吏，郭景祥以大都督府参军出镇和州，在甲辰年(1364)六月”。洪武元年(1368)十二月调任浙江行省参政”。遣内使“廉”(刺察)外吏，是朱元璋用阉人刺事的早期实例。
　　洪武九年(1376)八月，设立过一个名为“绳顽司”的宦官机构。洪武十四年(1381)《皇明祖训录》记其职掌为：“掌治内官、内使之犯罪者。””l②明朝立国以来，宦官队伍膨胀迅速，自有加强管理与约束的需要，但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命礼部考“前代纠劾内官之法”。已经设置了一个名为“内正司”的宦官机构，“专掌纠察内官失仪及不法者”。后改称典礼司、典礼纪察司，《皇明祖训录》所记“典礼纪察司”职掌，就包括“纠察内官、内使非违不公等事”。
　　“纪察”与“绳顽”二司职掌颇为相近，且一时并存，它们的关系，可能是纪察司负责察弊纠劾，治罪则在绳顽司，后者更近于一个执行机构，
　　绳顽司所行之事，《实录》仅记一例：洪武十年(1377)六月，“有圬者携孥至京役作病死，绳顽司以闻。上悯之，命给輯(槽)椟，与道里费送还乡”。这样一件小事，与“内官、内使之犯罪”毫无关系，该司竟予奏闻，显然与其职责有关。事实上，无论是《皇明祖训录》，还是后来的《皇明祖训》(洪武二十八年颁)，所记宦官职权多不全面，因此文本的记录，往往并非其职掌的全部①。绳顽司所掌，可能不止于惩治内官犯罪。竟概及于外事的刺察了。
　　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诛丞相胡惟庸，罢中书省，从此废相不置。这一重大政治事变。其最初的征兆，就是一件内臣告密事件。上一年九月，占城国使臣进表至京，“中书省臣不以时奏，内臣因出外见其使者，以闻。上亟召使者见之，叹曰：‘壅蔽之害乃至此哉!’”此事实为废相的先声。很难说内臣是无意中见到夷使，又无意中向皇上提及，致酿大祸的。
　　当朱元璋迭兴大狱，诛屠功臣文吏之时，理所当然会更多地寄耳目于身边的近臣，监视并随时了解外廷的反应，以发一切“奸顽”之事。上面这件事发生时，绳顽司依存，不排除那个外出内臣就是在该司任职者。
　　洪武十七年(1384)，内府改定官制，典礼纪察司升为司礼监，绳顽司罢设，其部分职掌归并于司礼监。设立绳顽司这样一个机构，是否是朱元璋赋予内臣“专察权”，并建立类似于东厂机构的尝试，尚难定论。但朱元璋用宦官刺察外事，却是事实笃定的。
　　
　　二、东厂初设时间及缘由说
　　
　　任宦官密察外事，开其渐者虽为太祖，而公然开设衙署，以内臣督领官校缉事，却是从成祖朱棣开始的。但东厂初设于何时，自明以来即为悬案，主要有永乐“初年”、“七年之末”和“十八年”三说。
　　《明史纪事本末》卷37《汪直用事》云：“永乐中，尽戮建文诸臣，怀疑不自安，始设东厂，主刺奸。”此说主朱棣起于篡逆，不能无疑于前朝遗臣，乃开厂缉“奸”。这在逻辑上是具有说服力的。
　　朱棣武力夺取政权后，在南京呆了数年，永乐七年(1409)开始北巡。以后多次巡视北京，在北之日久，在南之日促。如依《纪事本末》所言，他因“怀疑不自安”而开厂“刺奸”，那么东厂设立时间似宜断于永乐七年之前。商传先生《永乐十八年始设东厂说不确》(《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一文，即从东厂开设时间与目的之关系，结合朱棣即位后，“京师密察民俗甚严”等史实，认为东厂之设应不迟于永乐七年北巡。以上为“初年说”。
　　朱棣诚欲以威劫天下，但其时流毒者自有锦衣卫帅纪纲，未必一定就是东厂。
　　“十八年说”始于王世贞，他在《貪山堂别集》卷15《三厂》中记云：“永乐十八年(1420)立东厂，命内官一入主，拨锦衣卫官校，刺调大小事情，”又于同书卷90《中官考一}“永乐十八年立东厂”条下加案语重申并解释了这一观点：“(东厂)不见正史、《会典》。据大学士万安奏，成化十二年增立西厂，疏内云东厂之设自文皇帝，至于今五十六年。故考订于此。”这就是王世贞提出“十八年说”的依据。
　　“十八年说”在诸说中影响最大，但它却有致命的“硬伤”，论者皆忽于检察。王世贞所引大学士万安疏，载于《明宪宗实录》卷225，成化十八年三月壬申条，原文是：“仰惟太宗文皇帝建立北京，防微杜渐，无所不用其极。初令锦衣卫官校暗行缉访谋逆妖言、大奸大恶等事，犹恐外官徇情，随设东厂，令内臣提督控制之，彼此并行，内外相制，行之五、六十年，事有定规，人易遵守”云云。关键就在这“五、六十年”上。经笔者比对《实录》的多个版本，此处记载并无不同，王世贞所见“五十六年”必为误书或误刻。“五、六十年”属于粗略的估计，显然倒推之术在这里并不适用。况且，万安此疏上于成化十八年(1482)三月，而非“成化十二年增立西厂”之时，其间差隔六年。若从成化十八年倒推56年，是为1426年，已经是宣德元年了，有此纰漏，“十八年说”便成了无根之木，不足取信了，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