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市政治学的主导范式
　　
　　是否具有独立而稳定的研究范式，是一门学科独立存在的关键标志。美国哲学家库恩认为，科学发展是一个常规科学与范式革命相互交替的过程。范式是用来组织观察和推理的基础模型或是参考框架，它的字面含义就是“看事情的出发点”，它和理论不同，“范式提供视角，理论则在于解释所看到的东西”。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一定范式指导下来观察对象、收集并分析资料、检验假设、发展知识。
　　城市政治学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对权力的追问，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国家3~会关系范式是过去十年来城市政治学的主导范式。在城市社会转型的背景之下，应用此范式分析城市权力大体有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国家权力转弱乃至断裂论。在“政社合一”的单位制管理模式下，政府是国家利益的唯一代表和社区管理的唯一主体，绝大部分权力资源集中于政府一级，权力配置表现出明显的单向性，而社区获得的只是极其微弱的“权力剩余”。单位体制的弱化使“中国城市社区中过去那种单位对国家和上级组织的依赖、个人对单位组织的依赖发生了动摇，国家已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借助于这种依赖性结构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和统治了”。尽管国家和政府在社区中仍然有自己的代理人(机构)，但是控制范围和水平已经明显削弱，与之前已无法同日而语，甚至在部分领域已经失去基本控制力。
　　第二，国家权力嵌入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较多，相对而言理论阐述也更为充分。在城市的社会转型中，国家权力部分丧失了垂直控制权，但是国家权力本能的必然促使它还有其他性质的运动。王佃利认为城市权力在全球化经济结构转型、资本主义市场化普及等潮流的推广下，开始了多维度的转移：1.向下转移，权力在城市政治体系中下向移转，即移转给小区或公民；2.向上移转，与中央政府建立伙伴关系，并成为全球与地方经济创新的节点；3.控制权向外移转给远离政治精英所控制的机构与组织；4.向外移转，重视多重组织部门间的伙伴关系。我国城市权力在这种转移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相互嵌入。李友梅利用上海康乐街道的实证案例详细描摹了国家嵌入社会的两种轨迹：一方面国家权力继续往基层社区组织延伸，基层政权建设不断强化，在一定的空间中保持着纵向控制权，另一方面基层社会的活动空间在不断拓展，不同组织(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的行动逻辑交织在一起。两种运行机制同时并存，城市权力内部就形成一个科层制性质的结构。街道上的居民党支部是科层制结构的顶部，但只具有协调者的地位，其协调对象则是并列而置的“三驾马车”：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从形式上看，居委会与国家基层政权相联系，业委会与房产所有权相联系，物业公司与市场经济的自治权相联系，它们相互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只是在共同解决公共问题时相互间在交易基础上形成资源共享。根据李友梅的描述，城市权力的新结构可以理解为“L”形结构或者说是“上”形结构，在这种结构的底部，任何组织的主导地位并不能通过授权而自然获得，而是经由一种横向互动过程逐步确立，体现了社会法则而非政治逻辑。朱健刚将国家权力嵌入论的观点直接表述为强国家一强社会模式，何艳玲概括了达致这种模式的基本要领：代表国家的“基层政权重建权威，并通过以党组织体系为主的‘组织边界扩大化’和以街道办事处为主的‘组织去法团化’”。这两个路径来进行。
　　用国家一社会关系范式分析城市政治，最大的优势就是利于把握城市政治的宏观结构。但这一研究范式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首先，国家一社会关系范式本身架构不完善，这一范式须以市民社会的成熟发育为前提，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利对等和权力制衡。“家国一体”的传统中国很难留有国家与社会分野的制度遗存，当代社会转型和法制建设对国家一社会关系结构的型构作用也还处于过程当中，这将直接影响到分析结果的合理性和准确性，因此不宜过度依赖这一范式；其二，中国社会结构的独特转型，决定了城市政治的复杂性，与西方经验有着明显的差异，仅以国家、社会二分视角，难免会对中国多元且多重性的历史现象进行切割，或者说对中国原本可以作两可性解读或解释的经验材料作片面性的解读或作片面性的评论及批判”。在此背景下，新的研究范式逐步参与到城市政治学的研究中来。
　　
　　三、城市政治学的范式转换
　　
　　任何一项理论研究的范式都不可能一劳永逸，范式转换是必然趋势。城市政治学在主导范式的关照之下，研究范式的每一次转换，就意味着对城市政治研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的拓进，立体化研究才能推动学科走向成熟。
　　新范式之一：新政治经济学范式。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是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相关性切人的一套研究和解释框架，其内部包含了政治的经济学和经济的政治学，城市政治学常用的是经济的政治学范式，即将资源配置、产权制度、市场—政府、个人选择与集体行动等纳入城市政治的研究框架，考察广义上的城市政治体制。城市政治体制理论(以下简称为城市政体理论)在美国城市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目前也被应用于我国城市政治的理论研究当中。城市发展是政体理论的预设前提，政体理论认为城市发展由三大动力构成：城市政府、市场、社区，其中蕴含着政治、资本和社会三重逻辑。政体理论的核心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企业(市场)以及政府—个人(社区)的关系，一个好的城市政体就是要在三者之间寻找到平衡点。
　　何丹分析了发源于西方的政体理论之所以适用中国城市政治研究的原因。中国城市的生产性、政治性等特征随着苏联模式的影响渐行渐远，要市场化改革和民主政治改革的共同作用下，市民生活日趋多元化和世俗化，人们的价值观念、思想态度和思维模式都发生了变革。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号召力逐渐减弱，人们更重视现实的政策效果，注意获取各种利益和注重自我满足。政治、经济、社会因素对中国城市发展共同构成影响力。何丹提出了利用这一模型来分析中国城市政治的框架：(1)市场化和地方分权化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2)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的关系；(3)地方政府主要官员的政治利益和经济精英的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
　　缪磊磊和邹东通过回顾了1990年代以来的广州城市发展，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城市政治体制特征不同，政治(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