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受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和集聚、中国本土工业化进程和现代化等杠杆的推动，中国进入了高速城市化阶段。特别是进入到新世纪以来，整个社会生活的重心转入到了“城市”这一新的空间。一方面，农村中的矛盾因为资源的转移也部分地迁移到城市中，另一方面个体、组织乃至政府在城市这一陌生的空间中，由于缺乏经验，无法自然地构成一种安然相处的社会生活方式，矛盾和冲突纷至沓来。解决城市中的矛盾和冲突，是城市生活可持续的保证，同时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实城市化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进程，也不是仅由经济控制的进程，政治深刻地影响到了城市化进程。因为政治就是这样一种活动，“它根据不同利益集团对整个共同体福祉和生存的重要性，给与相应的权力，以此来调解它们在既定的统治单位内的关系”。现代城市生活中的政治性呼应了古希腊政治学中将城市与政治同义的理解。
　　
　　一、城市政治学在疏离中前行
　　
　　城市政治的展开并不意味着城市政治学研究的确立，后者应该更晚些，屈指算来，城市政治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分支也只有十数年的时间。中国进入城市政治学研究的过程比较艰难，主要是在其中出现了疏离。
　　疏离的第一层含义，表现在中国城市政治学研究的进入路径与中国经验的疏离。中国的传统城市虽然是政治权力中心，但影响政治权力结构的关键因素却是沉淀在乡村的小农经济。追求现代化的改革开放阶段，又是将农村首先作为改革的对象，历史的经验和机遇都没有赋予城市优先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对象的资格。细数过来，世纪之交的城市政治学研究滥觞于学界对国外相关著作的译介。
　　包亚明主编《现代性和空间生产》(列斐伏尔专辑)，其中一组关于“空间”系列的文章，这些文章已被不同学科多角度地进行了解读，但对于我国城市政治学的意义非同一般，它在实质上揭开了城市政治学研究的序幕。列斐伏尔在《空间政治学的反思》中明确提出：“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相反它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列斐伏尔的观点旗帜鲜明：空间是政治的。列斐伏尔的“空间”不再仅指静止的“容器、场所”的物理空间，而是社会关系的重组和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空间既是权力的产物，又生产着权力，俨然成为了权力的一部分。对此吴宁评价道：列斐伏尔将政治学的理论框架扩展到对空间的分析，“因为空间是政治的而有了空间政治学，……空间不仅是发生冲突的地方，而且是斗争的目标本身。空间是一种政治和政治的生产”。列斐伏尔的“空间”范畴在实证层面上与“城市”直接对应，“空间是政治的”就可转化为“城市乃政治”，空间政治学的反思实则是城市政治学的反思。如此一来不仅褪去了附着在城市机体上的遮蔽层：经济、技术还有自然环境等因素，显露城市生活的政治本质。
　　作为列斐伏尔思想的继承者，大卫·哈维在《社会正义与城市》中分析了城市生活中的冲突，胡大平则在《希望的空间》泽序中分析了城市生活中产生冲突的背景：“随着以交通、通讯为核心的技术革命，人员、资金、信息的高度流动，生产、技术、资本和劳动力在空间的重新布局，阶级、生态、种族、国家以及其他政治主题也发生着深刻变化。”更重要的是，大卫·哈维提出了解决城市冲突和矛盾的政治哲学基础：正义，这就进一步证实了城市中政治的存在和政治价值观的意义，城市政治学研究将从价值层面为各种城市病提供解药。刘晔将戴维·贾奇等人的城市研究系列论文编译成书时，在国内第一次明确使用了“城市政治学”这一概念，他还提出了城市政治学至少包括以下议题：(1)城市政治权力的结构；(2)城市和市郊的种族、民族、阶级和性别关系；(3)空间和空间关系的政治。
　　疏离的第二层含义，是指城市政治学研究中本学科学术自觉的缺位模糊和迟滞。世纪之交，政治学以及其他相邻学科，诸如社会学、人类学以及行政学等都开始对城市政治生活展开了不同层面的研究，但视角都过于微观，迄今为止也未能为整个学科进行高屋建瓴的总结和概括，包括基本概念、研究对象都还没有明确界定，整个研究处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模糊状态之中。政治学相对其他学科，其宏观建构能力最强，能够廓清城市政治的核心及边界，但诡异的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却是农村政治学。在中国语境中，城市与农村是一对矛盾对立面，然而就是农村政治学的研究者们在清理其研究内容时，发现了农村政治学与城市政治学的分野，从而确认“在受村民自治影响和启发而开始的城市社区研究归位于一种专业性的政治学术研究，并因此获得了自己的存在空间：城市政治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当前城市政治学中的大量研究都采用了“宏观把握、微观着手”的分析方法，即以城市权力结构为分析主题，以社区为直接分析对象，其原因有两个方面：
　　首先，与我国城市社会转型有关。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城市社会转型，一是源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松动之后，乡村从外部给予城市的冲击力；二是困于有限的资源与繁复的职能之间的矛盾，单位体制控制的多中心重叠的同质结构出现裂变和分化，社会力量因此得到释放并表现出强烈的整合冲动；三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迫使企业逐渐剥离社会职能，社区迅速成长起来，社区成了城市乃至国家的基本单元。城市社会结构的转型导致了城市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一方面城市政治学研究因此而兴起，另一方面我国城市政治学研究在这一特定背景下选择上述方法具有明显的合理性。朱健刚就借用了吉尔耐和吉登斯的思想说明了其合理性：“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就是社区受国家和全民文化的全面渗透，……民族一国家的成长史是社区内部人民不断从地方性中‘解放出来’，直接面对国家的全民性规范、行政监视、工业管理、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的过程。社区从以往的较为自主的区位走向全民社会的行政细胞化。”
　　其次，与城市政治学中大量采用的实证研究有关。用实证法来研究城市权力结构，要考虑观察的可能性和分析的有效性，选择的观察对象在外延、范围上宜小不宜大，社区无疑是最佳选择。贺东航指出在农村政治学的实证研究中暗含了“地方国家”这一概念。地方国家是指“地方层次的国家组织，是国家在地方层次的代表，其行为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国家性，而且还带有鲜明的地方性”。引入“地方国家” “自下往上”流畅地推进和转换，既能够实现以地方叙事涵盖国家叙事，也可以国家叙事关照地方叙事，从而实现农村政治学研究中的微观和宏观转换，避免在两个极端的取向间进行局促的政治图解。这样的概念和思路完全可以用来解释城市政治学中“宏观把握、微观着手”分析方法的价值，城市扮演着“地方国家”角色，社区则是“地方国家”结构进一步下沉的结果。何艳玲指出城市政治研究的实质就是“将国家层面的权威性价值分配问题置于城市层次来分析城市的政治逻辑”。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