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教既已视“打尘劳”为生存和修道的双重法门，则教徒从事耕稼就是天经地义的分内之事。这在金元时期全真教碑刻资料中有充分反映。据《峄州玄都观碑记》载：真成子戎体玄“善创善建”，“立窑庄以备埏埴，开稻田以供粥，灌园圃以给蔬食。米粟不贷于外，丝麻自足于内。古人所谓不耕而食，不蚕而衣者，无有也。从职本州威仪四十余载，玄门有肃清之风，道侣无浇漓之习，邦人起敬，道法嗣兴”［3］（《峄州玄都观碑记》，P36）。可见，“耕而食、蚕而衣”这种治生方式，深刻诠释了全真教在物质消费方面自食其力的特征。无怪乎元翰林学士刘敏中（1243—1318）在《灵泉庵记》中慨叹：“（全真道士）张贤忠，其徒仅四三人，皆真淳静虚，邈于俗隔。日惟参礼诵祝，躬播获种植为事，休休焉，于于焉，一无待于外。观其为道，盖古之所谓自食其力者。”［4］（刘敏中：《灵泉庵记》，第11册，P519－520）看来，王恽曾说全真教“耕田凿井，自食其力，垂慈接物，以期善俗”［1］（王恽：《大元奉圣州新建永昌观碑铭并序》，P694），确是一语中的，并非虚辞。
　　四、坚持余财为公
　　全真教徒成年累月忙于“尘劳”，日常消费又崇尚俭朴，因此对有些宫观来说，财富的积累几乎是必然的。那么，除去基本的日用外，余财该如何处理？至元二十三年（1286），阎复应全真高道祁志诚之请撰《玄都万寿宫碑》时说，该宫“辟田园，广列肆，增置水硙，凡所收入，斋厨日用之余，率资营缮之费”［1］（阎复：《玄都万寿宫碑》，P656）。其实，日常消费之余的财产“率资营缮之费”，不是一时的、个别的现象，从金末以后乃至元末，许多宫观都把余财用来“营缮”，即修建宫观、增置土地等，以扩大本宫观的规模。这可说是全真教物质消费的又一基本特征，即积财不是为满足个体消费，而是为了教门的发展。
　　这种观念，其实是丘处机主教后倡导“功行”说的产物。“功行”即“有为”，主要指“于教门用力”［4］（丘处机：《寄西川同道书》，卷2，P15－16），它是丘处机所主张的主要修行方法。虽然他把“全抛世事，心地下功”［2］（《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卷1，第33册，P159）的“无为”修法同样看做成道的津梁，但这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实际上则“有为十之九，无为虽有其一，犹存而勿用焉”［2］（《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卷1，第33册，P166）。也就是说，在丘处机这里，修行主要不是从心上，而是从力上用功，具体而言，就是“接待兴缘，求积功行”［2］（《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卷1，第33册，P159）。对此，尹志平解释说：“今日教门大开，积累功行正其时也，便当有为为入道基本。”［2］（《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卷1，第33册，P159）又说：“知道本自然，必自有为行之，而后可得积行累功，进进不已。外功既就，不求得而自得之。”［2］（《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卷2，第33册，P166）当然，外功即“功行”也分大小，丘处机形象地说：“功之未足，则道之不全。如人有大宝明珠，价值百万，我欲买之，而钱数未及，须日夜经营，勤求俭用，积聚钱物，或三千五千，或三万五万，钱数未足，而宝珠未得。”［4］（丘处机：《寄西川同道书》，卷2，P15－16）言外之意，欲得宝珠，须聚百万；欲求道全，必致功足。对一般教徒来说，修建宫观、购置土地等这些“于教门用力”的作务，当然就是最大的功行。
　　全真宫观及其常住物业的形成有多种途径，但从宗教意义而言，教徒自攻劳苦、日积月累而终有所成，才更凸显由“功行”入道的真谛。这也是许多教徒把日常所积累的财富用于宫观建设的基本动力所在。据王恽《卫州创建紫极宫碑铭》载：丘处机弟子房志起在河南卫辉传教时，“集其徒而告曰：‘吾大方家虽清虚自然为宗，要以应时衍化为重，讵容山林长住，归洁一己乎！且吾行天下多矣，未若卫之土中而处会，俗美而易化，不于焉阐吾教，尚何往？然祝延宝供香火焚修之所，非大壮丽不足以张皇教基，竦道俗瞻敬之心也。’”为使道宫“大壮丽”，房志起等大兴土木，经过30余年营缮，至元二十一年（1284）建成紫极道宫，“绚烂溢目，宏丽靖深，为一方伟观”。如此大规模的营建，“其工费之广，自力其力，初不外假，而众忘劳焉”［1］（王恽：《卫州创建紫极宫碑铭》，P696）。可见，紫极道宫的建成，其费用有相当部分就来自日常所积。又据《通玄观记》：潞州有通玄观，吴志坚在元世祖时期所建。“初，君与弟子王志谨等劳勤心力，铢积寸累，买县东北隅民居二十五亩，为祈福地。”又“垦负郭田二顷，以耕耘足食”。在积有余财的情况下，吴志坚等人开建三清大殿，“规制甚大，用费甚广，祁寒盛暑，奔走山林，未尝叩人门，俛首丐一钱”［4］（《通玄观记》，第5册，P172）。吴志坚师徒把平日积累或用于买地，或用于建观，这种行为所彰显出的宗教价值，正是许多全真教徒积功累行的重要内容。
　　像这种白手起家而建成的巍峨殿宇，毕竟不易，更多的则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增修补建，其经费也有很大的部分来源于日常的积攒。洛阳县本有九真观，金末兵乱后破败不堪，全真师石德瑨“率众百指为住持”。关于九真观的财产去向，《重修九真观记》记得相当清楚：“节衣食之用，即田畴之利，买四邻之隙地。经壬辰之变，而地多荆棘，遂垦而诛之，悉为膏腴，作簪赏之恒产，给备岁时香火斋粥衣资之费。治生之外，俾其众伐材木于山，买瓦甓于市，募工雇匠，缔构营缮，仍像塑彩绘玄元十一真，复乎旧式。”［3］（《重修九真观记》，P168）可见，九真观的经济消费有三项：“买四邻之隙地”，“给备岁时香火斋粥衣资之费”，“缔构营缮”。除了治生外，余财也被用来买地、修观，以扩大本观的规模。而更典型的例子是高唐县长春大元都宫。该宫在元太宗三年（1231）即归属全真，50年后，史志照“窃惟前功未完，志在举废益新”。他发誓“弗用敛化，弗听赞缘，冥中自祝，罄己力，称所愿而后已”，即欲全凭自身力量来加以修葺。因当时“宫廪乏积”，志照“奋躬稼力田，竭（原书注：疑当作“节”）用度，薄滋味，克勤俭。月累岁储，逾两纪，羡余视昔什百”，首尾计40年，“克厥成功，兹亦艰哉”。［3］（达庄康璧：《增修长春大元都宫碑》，P20）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