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洪权，男，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师，从事金元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B95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4-0154-07收稿日期：2011-03-18
　　
　　一、引论
　　
　　一般而言，宗教追求的终极目标在于精神层面而非物质层面，但事实上，宗教的精神追求又须以物质消费为基础，因为不论何种宗教，肉体存在总是教徒得以从事精神活动的不二法门。而如何对待物质消费，这是任何宗教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探索宗教的物质消费观念，对深入认识该宗教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历史地看，在中国古代，金元时期的全真教在物质消费方面颇为值得注意。全真教于金初创建时就厉行出家制度，教徒出家修行，在经济生活方式上意味着彻底脱离了原有的世俗模式，生活来源难有可靠而稳定的保障。尤其随着全真教的迅猛发展，女真统治集团颇为疑惧，唯恐再生“张角斗米之变”［1］（元好问：《紫微观记》，P474），迟迟不愿承认全真教的合法地位。缺乏政治上的支持，全真教在经济上自然无法受惠于王朝的眷顾，因此在金末乱前，全真道士基本以乞食为生。但蒙古进入中原后，全真教因受宠于蒙古贵族而骤然贵盛，蒙古统治者把所能给予宗教的一切特权，包括建宫观、占田地、免租役等，都慷慨地赐予全真教，自此全真教一改此前瓢饮箪食的乞食状态，耕田凿井，自食其力，开始拥有固定的经济来源。终元之世，其间全真教虽遭遇摧折，但至少仍享有帝国普通的宗教待遇。金元时期全真教由乞食到耕作的这种转变，使这一庞大教团在经济生活方面经历了云泥般的境遇突变。经济上从无到有的急遽转换，很容易催生教团内物质消费观念的异化。但全真教自始就形成了自律性极强的物质消费观念，其主旨在于遏制私欲，安贫乐道。即使经济状况有所改善，这种观念的内核依然基本存在，只是外在形式有所变通而已。总括而言，金元时期全真教在物质消费上主要表现为崇尚俭朴、自食其力、聚财为公三个特征，本文对此进行系统研究，以窥金元时期这一庞大教团的物质消费趣向。
　　
　　二、崇尚日用俭朴
　　
　　谭处端（1123—1185）的《水云集》有“自咏”词说：“从初割爱做修持，守一清贫志不移。竹笠羊皮常作伴，破毡腋袋每相随。肥羊细酒全无爱，淡饭残羹且疗饥。木碗乞钱新置得，犹是出家时。”［2］（谭处端：《水云集》卷上，第25册，P848）作为“全真七子”之一和全真教第三任掌教，谭处端对物质生活的这番“自咏”很具代表性，它突出反映了全真教在物质消费方面的一个重要特征，即生活崇尚俭朴，弃绝物质享受。可以说，俭朴是全真教日常消费的第一要义，这在全真教初创时即定下了基调。全真教祖王重阳（1112—1170）在传教过程中，完全否定物质享受，主张粗衣粝食，要求把日常消费限定在仅能维持生命的最低标准。他有诗词说：“饥来粝饭长哺啜，寒后粗衣任盖铺。”［2］（《重阳全真集》卷1，第25册，P696）“餐残饭，著粗衣，饱暖休相舍。”［2］（《重阳全真集》卷5，第25册，P720）所住庵舍，要求仅需遮形而已，“苟或雕梁峻宇，亦非上士之作为；大殿高堂，岂是道人之活计”［2］（《重阳立教十五论》，第32册，P153）。全真第二任掌教马钰（1123—1183）曾回忆：“祖师道，不得着好衣，不得吃好饭。唱歌打令，只要心头物物不着。”［2］（《丹阳真人语录》，第23册，P705）王重阳对生活要求如此俭朴，当然主要是为了修道。他说：“凡人修道，先须依此一十二个字，断酒色财气、攀缘爱念、忧愁思虑。”之所以断绝物质享受，是因为对修道而言，“螘食华衣饶给于口体，繁声艳色侈奉于视听，心猿易放，情窦难窒，嗜欲耽荒，皆因以萌，骄奢淫泆靡所不至，而劳神惫气、戕性贼命之患举在于是，良可鄙也”［2］（《重阳教化集·序》，第25册，P770）。即唯有艰苦朴素，才能清心寡欲，心无旁骛，倾心向道。用王重阳的诗词说，就是“纸袄麻衣长盖体，蓬头垢面永全真”［2］（《重阳全真集》卷1，第25册，P693），“粗衣粝食淡黄齑，养就胎仙既济”［2］（《重阳全真集》卷8，第25册，P732）。故他规定：“大凡学道，不得杀、盗、饮酒、食肉，破戒犯愿。”［2］（《重阳教化集》卷2，第25册，P780）“酒色财气食荤，但犯一者，罚出。”［2］（《教主重阳帝君责罚榜》，第32册，P159）
　　教团的其他骨干也秉承这种消费观念，力倡俭朴。在这方面，马钰阐释得最透彻。他结合自己的经历训导徒弟道：“我尝在俗中时，秤肉斗酒，今已戒之十数年矣。若食酒肉，亦做神仙，只是较迟了些。若心不怀道，又嗜酒贪膻，徒羡口腹，罪报难逃，终为下鬼之类也。”［2］（《丹阳真人语录》，第23册，P705）可见，贪图享受乃修道大忌。他有《戒华丽》词说：“出家儿听仔细，居止慎勿修来壮丽，要创置悦目园亭，与俗人何异？人问子如何是，竹篱茅舍柴门破碎。更衣装纸袄麻衣，是道家活计。”［2］（马钰：《洞玄金玉集》卷8，第25册，P607）为保持这种“道家活计”，他在“十劝”中对衣食居止有明确规定：“三劝断酒色财气、是非人我”；“七劝慎言语，节饮食，薄滋味，弃荣华，绝憎爱”；“九劝居庵屋不过三间，道伴不过三人”［1］（《丹阳马真人十劝碑》，P432）。显然，对道人而言，日常生活只有粗衣淡饭，才能“潇洒”，才能“守弱”。这种观念，后来丘处机（1148—1227）为成吉思汗讲道时也曾着重提及，他说：“出家学道人，恶衣恶食，不积财，恐害身损福故也。在家修道之人，饮食、居处、珍玩、货财亦当依分，不宜过差也。”［2］（耶律楚材：《玄风庆会录》，第3册，P390）所以他主张“每一衣一食，不过而用之”［2］（《长春真人规榜》，第32册，P159）。看来，在全真教这里，俭朴与修道是统一的整体，没有俭朴这个前提，修道时只能“害身损福”，最终难有所成。
　　这种俭朴的生活在乞食时期自然容易保持，但金亡以后，全真教在蒙古统治者的庇护下，修华宫，建伟观，耕田凿井，资财日增，许多教徒的物质生活也由原来的风餐露宿变成了“安居饱食”［2］（《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卷1，第33册，P156）。物质条件的转变，给全真教坚持“日用尚俭朴”的传统增加了变数，为此，教团骨干仍继续极力倡导教团坚持俭朴的门风。尹志平（1169—1251）就宣称：“修行之害，三欲为重（原注：食，睡，色），不节食即多睡，睡为尤重，情欲之所自出。学人先能制此三欲，诚入道之门，人莫不知，然少有能制之者。”［2］（《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卷1，第33册，P155）对“节食”，他有切身感受。尹志平回忆说，他在山东修道时即曾有过“受人供养”的短暂经历，但道伴们“未至十日”，就觉“体中不安”，只有他心不为所动，“又饮食不令至五分之上”，因此“未尝一日不安”。意即即使居食无忧，只要自己心神泰定，节欲俭食，不为外物所拘，同样符合“学仙之道”。而面对目前这种“安居饱食”的现状，尹志平说：“吾虽当此时而未尝不守其真，梦境中犹着衲衣，作尘劳事，化饭食。”［2］（《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卷4，第33册，P175）其意当然是训导教徒们也像自己一样，虽居食无忧但不要忘记俭朴的传统。与尹志平相似，王志谨（1177—1263）也把“节饮食”看做修道的必备条件。当门徒问“初学人修炼心地，如何入门”的问题时，他要求把私心杂念、爱恨情仇、欲望名利“一一罢尽”，“更时时刻刻护持照顾，慎言语，节饮食，省睡眠，表里相助，尘垢净尽，一物不留，他时自然显露自己本命元神，受用自在，便是个无上道人也”。可问题正如其徒所问：“学道之人甘受贫寒，其理安在？”王志谨解释说，贫寒不是学道人的目的，否则所有贫寒的人岂不都是神仙？对学道人来说，贫寒之所以是通往仙界的保障，乃因“修行之人以道德为心，以清净为念”，这就需要“不念形骸之苦”，“遮皮盖肉衣，更选甚好弱？填肠塞肚饭，更择甚精粗？”只有“忘形忘我，身外之物未尝用心”［2］（《栖云真人王志谨盘山语录》，第23册，P730），才能达到修行目标。这其实仍是继承自教祖以来对俭朴和修道关系的认识，把俭朴看做修道的重要法门。 尹志平继丘处机任掌教后，全真宫观随着蒙古推进的步伐迅速扩展至整个北方，于是他继承其师丘处机“大起尘劳”的教法，号召教徒耕田凿井、修宫建观、管理教务，实质是要求每个教徒在自食其力的同时，要为教门作出贡献。并且，尹志平认为，教门事务不分大小，只要肯做，都是积功累行。他说：“是以先辈虽一针一草之行，未尝轻弃，古人谓寸阴可惜，一时刻无功无行，是为虚费，虽一饮食如何可消？学道必自粗入精，积微成著，于教门有力者用力，有心者用心，管领事务，调和人众，无不是功行。如此则一衣一食，庶可消任。”［2］（《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卷1，第33册，P157）可见，在尹志平看来，勤于作务，自食其力，是每个全真教徒获得消费权利的最基本条件。并且，尹志平反对教徒继续乞讨，他原以为“修行人为不养父母，更不为国家用力，乃无用之人。消他天地间有用之物不得，因此麻衣纸袄，乞化残余，食用世间无用之物，便不了道，亦没罪业”［2］（《真仙直指语录》，第32册，P444）。不过他掌教后直接反对“乞饭坐圜”，认为“往日乞饭坐圜者，皆是心上有所开悟，永至纯一，是以居静涵养，体究真空。今之乞饭坐环者，多是少年，未有解悟，直墓虚无，往往落于空妄，悲夫！”［2］（《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卷1，第33册，P157）尹志平之所以反对教徒们乞食默坐，关键是这种修道方式已过时，因为他掌教时教团已由乞食普遍地转为耕凿自给，故须把日常消费与劳作联系起来，通过“打尘劳”的办法“消了逐日饮膳”［2］（《真仙直指语录》，第32册，P444－445）。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