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铁崖乐府诗派与复古
“铁崖乐府诗派”以创作“古乐府”而著称，对此，杨维桢《玉笥集叙》中的“予与睦州夏溥、金华陈樵、永嘉李孝光、方外张天雨为古乐府”云云，即已道出了此中消息。又其《冷斋诗集序》有云：“曩余在钱唐湖上，与句曲外史（张天雨）、五峰老人（李孝光）辈谈诗，推余诗为铁体。……今年至祁上，上人出《冷斋全集》求余评，内有和余古乐府题，其辞多警策，余益奇之。”［14］与此大致相同者，还有吴复《辑录铁崖先生古乐府序》、章琬《辑铁雅先生复古诗集序》等。这些材料表明，“铁崖乐府诗派”是确以创作“古乐府”而闻名当时的。除上述诸人外，参与创作“古乐府”的诗人，还有萨都刺、顾瑛、郯韶、张映、叶广居、陈基、郭翼等。这些诗人的“古乐府”，由于是受杨维桢影响的结果，因而大都具有杨维桢“铁崖古乐府”的特质。张雨序杨维桢乐府诗云：“三百篇而下，不失比兴之旨，惟古乐府为近。今代善用吴才老韵书，以古语驾御之，李季和、杨廉夫遂称作者。廉夫又纵横其间，上法汉魏，而出入少陵、二李（指李白、李贺—引者注）之间。所作古乐府辞，隐然有旷世金石声。又时出龙蛇鬼神，以眩荡一时之耳目，斯亦奇矣。”继而则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认识：“余观廉夫，问学渊博，才力横轶，掉鞅词坛，牢宠当代。古乐府其所自负，以为前无古人。征诸句曲，良非夸大。以其诗体言之，老苍傲兀，取道少陵，未见脱换之工；窈眇娟丽，希风长吉，未免刻画之诮。”［15］。既“用吴才老韵书，以古语驾御之”，又“上法汉魏，而出入少陵、二李之间”，由是而观，可知杨维桢的“古乐府”在师宗前人方面，乃是具有明显的“宗唐复古”特色的。
复古的目的在于革新，而杨维桢“宗唐复古”的核心亦正在于此。对此，我们仅从一部《东维子文集》中即可获得多方面的例证，其中如《留养愚文集序》、《聚桂文会序》、《杨文举文集序》、《赵氏诗录序》、《郭仲羲诗集序》、《无声诗意序》等文，即皆涉及了其“宗唐复古”的诗学取向。《无声诗意序》一文有云：“云间陶叔彬氏，有画帙题曰：无声诗意。皆录代之名人也。请予文序其端。……叔彬名画以‘诗意’，不惟知画，其知诗矣。诗之弊，至宋末而极。我朝诗人，往往造盛唐之选，不极乎晋魏汉楚不止也。画亦然。”［16］在这里，杨维桢对“我朝诗人”不承袭宋末诗之弊，而“往往造盛唐之选”以至于古（“晋魏汉楚”）的举措，不仅进行了肯定，而且还认为“画亦然”。杨维桢的这种认识，若表现在诗歌创作方面，就是“力复唐音”。而在具体作法上，即上张张雨所言的“上法汉魏，而出入少陵、二李之间”。张雨即张天雨，亦即张伯雨，号句曲外史，既曾与赵孟頫、杨载、虞集等人为文字交，又曾和杨维桢、李孝光等人一道在“钱唐湖上”唱和“古乐府”，是“铁崖乐府诗派”中的重要成员，故其所言自可据信。杨维桢的乐府诗“出入少陵、二李间”者，实际上就是指其以杜甫、李白、李贺三位唐代诗人的乐府诗为师学对象，以进行其“古乐府”的创作。而据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四库全书提要·东维子集》等材料可知，杨维桢的“古乐府”还曾出入于卢仝、温庭筠、李商隐诸家之间。所以，从总的方面讲，杨维桢的“古乐府”由于以宗唐为其旨归，因而“复古”的倾向乃极为明显。而此，也是杨维桢将其各类乐府诗一律称之为“古乐府”的一个关键性原因。
现存的杨维桢“铁崖古乐府”，虽然有1227首之多，但实质上是由三类乐府诗所构成的，即：（一）以汉魏古题进行创作的古乐府。这类乐府诗是“铁崖古乐府”中真正意义上的古乐府，如《箕山操》、《乌夜啼》、《梁父吟》、《将进酒》等。据邹志芳点校本《杨维桢诗集》可知，在该书所收录的《铁崖乐府》、《铁崖咏史》、《铁崖逸编》、《铁崖乐府补编》四种“铁崖古乐府”中，属于此类古乐府者约80首左右。（二）用唐宋人乐府新题创作的“古乐府”（含唐人的乐府诗题），如《丽人行》、《忆昔》（杜甫）、《山鹿篇》（张籍）等，此类之作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其却均被杨维桢目之为“古乐府”，而此，也是元人称唐宋人新题乐府为旧题乐府（古乐府）的一个最有力例证。（三）自创新题的“古乐府”。此为“铁崖古乐府”之大端，且其诗题无所不包含，如《览古》、《回文字》、《小临海曲》、《桂水五千里》、《补日饮毋苛辞》、《死城阳杀寇祖仁》、《宋节妇巴陵女子行》、《留题毗山松风竹月亭》、《书画船亭为小璚花联句》等，即皆为杨维桢的“古乐府”之属。这类诗题，就其制题形式言，既有三字题、四字题、五字题、六字题等，更有属于“联句”范畴的十一字题；而其所涉及的题材内容，则有咏史、写景、纪行、颂赞、题咏等，真可谓是应有尽有。在中国诗歌史上，能如此创制“古乐府”之题者，杨维桢实为千古第一人。
由于受杨维桢的影响，“铁崖乐府诗派”中的其他诗人，也都创作了数量不等的的“铁崖古乐府”。以在“钱唐湖上”与杨维桢等“谈诗”的五峰老人李孝光为例，其《五峰集》卷三有“古乐府”一卷，属于自创新题者，即有《桐江》、《悲寒风》、《福源精舍》、《鲁氏怡云堂》、《择木为娄所性作》、《云之阳送人之兄代之》等作，仅就其制题形式言，与杨维桢的“铁崖古乐府”如出一辙。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于“刘基”条有云：“乐府辞，自唐以前，诗人多拟之，至宋而扫除殆尽。元季杨廉夫（维桢）、李季和（孝光）辈，交相唱答，然多构新题为古体。”［17］其中的“多构新题为古体”，即为“铁崖古乐府”的奥妙之所在。正因此，以杨维桢为首的“铁崖乐府诗派”，不仅使“古乐府”的创作在元末成为了一种风气，而且对明初的诗坛也产生着深远影响。(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