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堂雅集诗派”与“延祐诗派”，不仅是崛起于元代中期的两个重要诗派，而且其中数以十计的诗人，几乎都是京城馆阁文化圈中的一批名流。如“雪堂雅集诗派”中的张九思、王恽、赵孟頫，“延祐诗派”中的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袁桷、柳贯、黄溍、马祖常、胡助、赵士熙等人，在当时不仅皆大名鼎鼎，而且于诗歌尤具贡献。如在诗文、书法、绘画方面均极具造诣的赵孟頫，以其淡雅清远之诗风，开元诗主导风格之先河，而为时人与后人多所称道，顾嗣立《元诗选》于“袁学士桷”云：“赵子昂（孟頫）以宋王孙入仕，风流儒雅，冠绝一时。邓善之（文元）、袁伯长（桷）辈从而和之，而诗学又为之一变。”［10］所评甚高。其他诗人如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马祖常等，亦各具成就与贡献。虽然如此，但这些“京城派”诗人在向唐人与宋人的学习方面，其首选对象却均为唐人唐诗，而非宋人宋诗。对此，欧阳玄《罗舜美诗序》之“咸宗魏、晋、唐”而“一去宋、金”之所载，即足以说明之。欧阳玄为“延祐诗派”中的重要成员，其所言自可据信。而赵翼《瓯北诗话》卷八之所载，又可为之佐证：“诗至南宋末年，纤薄已极，故元、明两代诗人，又转而学唐。此亦风气循环往复，自然之势也。”［11］其中的“转而学唐”，虽然是就“元、明两代诗人”而言，但“雪堂雅集诗派”与“延祐诗派”均包含其中，则自是不言而喻。这两大诗派的“转而学唐”，从总的方面讲，其形式与方法是多方面的，如在诗话中对唐人的创作经验进行总结即为其一。以“延祐诗派”中的“四大家”为例，现已知的诗话著作，即有杨载《诗法家数》、范梈《木天禁语》、《诗学禁脔》、揭傒斯《诗宗正法眼藏》，共四种。而杨载《诗法家数》、范梈《诗学禁脔》、揭傒斯《诗宗正法眼藏》三书，仅从书名所提供的信息言，便可知这是三部专门讨论与总结作诗之法的著作，且其中所总结的重点对象，即为唐人唐诗。如为清人何文焕《历代诗话》所著录的杨载《诗法家数》、范梈《木天禁语》、《诗学禁脔》三书，在各种形式的例说中所言及之唐代诗人，即有李白、杜甫、王维、贾至、韦应物、刘长卿、元稹、白居易、李涉、张籍、王建、韩愈、孟郊、郑谷、李商隐等20余人之多，而其所举诗例，又以杜甫其人其诗为最。对此，杨载《诗法家数》在讨论“诗法”时，所举之例几乎全部为杜甫诗句的事实，又可为之佐证。正因此，《诗法家数》于“诗句有字眼”之末，乃作总结说：“杜诗法多在首联两句，上句为颔联之主，下句为颈联之主。”［12］杨载既擅长于对杜甫诗歌的创作经验进行总结，则其以之为师学的对象，也就自无可疑，这从其力主“音节则以唐为宗”［13］云云，即略可获知。
“雪堂雅集诗派”与“延祐诗派”中的其他诗人，在“转而学唐”方面，也各具特点与成就。如王恽之诗，“才气横溢，欲驰骋唐宋大家间”，而“精彩愈见”；赵孟頫诗则由于“傲睨高适、李翱间”，而被元文宗比之为“唐李太白”；被虞集称为诗“如三日新妇”（喻指“鲜而丽”也，见《诗薮·外编》卷六）的揭傒斯，虽以“古乐府、选体”见长，但其“律诗长句伟然有唐人风”。至于虞集称范梈诗如“唐临晋帖”者，诚如有论者所言，这“实际是认为范梈‘宗唐得古’”。凡此种种，均是“雪堂雅集诗派”诗人与“延祐诗派”诗人“转而学唐”之证。而在具体的师学过程与艺术实践中，则是各有所取而又各有所获的。对此，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六所言是颇资参考的：“元人力矫宋弊，故五言律多草草无复深造。虞（集）、杨（载）法王（维）、岑（参），而神骨乏；范（梈）、揭（傒斯）时参韦（应物）、孟（浩然），而天韵疏。”这一记载表明，虞集等“四大家”的“五言律”在宗法唐人方面，是以王维、岑参、韦应物、孟浩然为师学对象的。尽管“四大家”的“五言律”存在着“神骨乏”与“天韵疏”的弊端，但其最终却建立起了自己诗歌的风格，此即“伯生（虞集）典而实，仲弘（杨载）整而建，德机（范梈）刻而峭，曼硕（揭傒斯）丽而新”（胡应麟在《诗薮》）。除了以孟浩然、王维、岑参、韦应物为师学对象外，包括“四大家”在内的“雪堂雅集诗派”与“延祐诗派”诗人，还曾向唐代的其他诗人诗作学习，如马祖常即为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一位诗人。
马祖常既是元代西域雍古族诗人的杰出代表，又是一位典型的馆阁诗人，在元代延祐及至治年间影响极大，苏天爵《书吴子高诗稿后》之“浚仪马公以雅正之音鸣于时，士皆转相效慕”（《滋溪文稿》卷二十九）云云，即为明证。其《石田集》十五卷，卷一至卷五收诗765首；《元诗选》初集选录其诗267首。元人陈旅曾为《石田集》作序，认为马祖常与“四大家”均为师学盛唐诗人的优秀者，其“五言律”则可“入盛唐”而乱真。检读《石田集》中的《拟唐宫词十首》、《河西歌效长吉体》、《无题四首》等诗，可知在对具体诗人的师学方面，马祖常不仅曾向中唐以乐府诗著称的王建、李贺学习，而且还曾仿学李商隐《无题》以创作组诗《无题四首》。马祖常的《无题四首》，是其七言律诗的代表作。清人顾奎光《元诗选》于“总论”中曾说“元人多宗二李”，勘之马祖常《石田集》，其所言诚可信然。所谓“二李”，即为李贺与李商隐，而此二人，正是马祖常所终身追模、师学的对象，故唐代对马祖常最具影响的诗人，是非李贺与李商隐莫属的。由是而观，作为“西域胡人”的马祖常，不仅有着极高的汉文化修养，而且在对唐人唐诗的师学方面，还具有“转益多师”之特点。　由元初的“遗民诗派”，到元中期的“雪堂雅集诗派”与“延祐诗派”，由于诗人们较为普遍尊宗唐人唐诗的文学影响，而使得元末的“铁崖乐府诗派”在宗唐与变唐方面，更是后来者居上。“铁崖乐府诗派”的宗唐，重点表现在乐府诗特别是“古乐府”的创作方面，于是，宗唐与复古，即构成了当时诗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而“铁崖乐府诗派”，即因此而成为了元诗史上一个以复古为己任的诗派。(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