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并确立于元代中期的“雪堂雅集诗派”，是一个以寺院为雅集场所的重要诗人群体。所谓“雪堂”，本为天宁寺主持释普仁的别号，但因释普仁又以之为其居室之名，而成为当时一批诗人的雅集与唱和之所。正因此，释普仁即将这些诗人的雅集唱和之作，编为《雪堂雅集》二帙，故“雪堂雅集诗派”实因《雪堂雅集》一书而得名。《雪堂雅集》所收诗人共有28家之多。对于这些诗人在天宁寺“雪堂”雅集唱和的盛况，姚燧《牧庵集》卷三十一《跋雪堂雅集后》一文略有记载。其云：“副枢左山商公讳挺，中书则平章张九思，右丞马绍、燕公南，左丞杨镇，参政张斯立，翰林承旨则鹿庵王公讳磐、董文用、徐琰、李谦、阎复、王构，学士则东轩徐公讳世隆、李槃、王恽，集贤学士则苦斋雷君膺、周祗、宋渤、张孔孙、赵孟頫，御史中丞王博文、刘宣，吏曹尚书则夹谷之奇、刘好礼，郎中张之翰，太子宾客宋衢，提刑使胡祗遹，廉访使崔瑄，皆咏歌其所志，喜与缙绅游者，求古人之近似。”［3］其中既有中书平章、翰林承旨、翰林学士、集贤学士、太子宾客这样官衔的一批文士，表明“雪堂雅集诗派”其实就是当时的一个京城派诗人群体，他们于暇日聚集在释普仁的“雪堂”，相互酬唱切嗟，以“求古人之近似”。仅此，即可窥知这一诗派的复古诗学观之一斑。“雪堂雅集诗派”虽然没有领袖伦一类的人物，但其中成就与影响最大者，则首推王恽、赵孟頫二人。王恽为今河南汲县人，是元代初、中期之际著名的“三王”之一，有《秋涧集》一百卷行世；赵孟頫为今浙江湖州人，是宋宗室秦王赵德芳之后，有《松雪斋集》十卷等。二人一北一南的实况，表明“雪堂雅集诗派”之于元代，乃是具有南北文化交融之鲜明的时代特征的。
（三）延祐诗派
“延祐诗派”是以“元诗四大家”为代表的一个诗派。“元诗四大家”因明人毛晋所编《元诗四大家》（一作《元四家诗》）一书而得名。顾嗣立《元诗选·虞学士集》有云：“先生（虞集）诗与浦城杨仲弘（载）、清江范德机（梈）、富州揭曼硕（傒斯）先后齐名。人称虞、杨、范、揭，为有元一代之极盛。”［4］“延祐”是元仁宗的年号，凡7年（1314—1320年）。延祐元年，居“元诗四大家”之首的虞集，由国子监博士调任集贤修撰，未久改翰林待制。在虞集任职于集贤、翰林两院之际，杨载、范梈、揭傒斯三人也先后来到大都，并任翰林编修等职，于是，四人在公务之余，即以诗章交往，互为切磋酬唱，一时名动京师，风闻天下。因之，当时京师诸公均与之交游，黄溍《揭文安公（傒斯）神道碑》中所谓“方是时，东南文章巨公，若邓文肃公文原、袁文清公桷、蜀郡虞公集、咸萃于辇下”云云，即为其证。据此《神道碑》文，可知邓文原、袁桷二人亦为“延祐诗派”中的重要成员。此外，这一诗派中的成员，还有柳贯、黄溍、贡奎、欧阳玄、马祖常等人，而杨载、揭傒斯与柳贯、黄溍，又被称之为“儒林四杰”。仅此，即可知“延祐诗派”中的诗人，在当时都是一些卓有成就的人物。作为诗人，“四大家”虽以古诗、歌行类乐府见长，但其七言律诗也写得相当出色，如虞集《挽文丞相》、杨载《即事》、范梈《秋日集咏奉和潘李二使君浦编修诸公十韵》、揭傒斯《梦武昌》等，即皆为时人与后人所称道。虞集《挽文丞相》云：“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宁知汉祚移。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全诗格律精严，意境浑成，将对文天祥的感怀融入严整的艺术形式之中，沉郁苍劲，感人至深。而历史的深沉感与沧桑感，亦皆寓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以“四大家”为代表的“延祐诗派”，还十分讲究作诗的法度，这从杨载《诗法家数》、范梈《木天禁语》、揭傒斯《诗宗正法眼藏》等书中，即可准确获知。这些诗话著作的存在，是“延祐诗派”主张诗歌回归雅正之道，推崇温厚淡雅诗风、讲究形式技巧等诗学观的一种具体反映。
（四）铁崖乐府诗派
元代末年，在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形成了一个重要诗派，这就是以杨维桢为代表的“铁崖体派”。“铁崖体派”，一作“铁崖诗派”，又作“铁雅诗派”，由于这一诗派的成员几乎都以创作“铁崖古乐府”为能事，故拙著《唐后乐府诗史》径将其称之为“铁崖乐府诗派”［5］。“铁崖乐府诗派”是元代诗歌史上诗人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诗派，其创作活动由元末而明初，前后持续了数十年之久。据《唐后乐府诗史》第五章第一节的考察可知，这一诗派的“成员至少有250人之多”，其中，既有李孝光、顾瑛、张雨、夏溥、萨都刺等诗坛闻人，而更多的则是杨维桢的“铁门弟子”，这些诗人由大都而至江浙，遍布于当时的全国各地。在这两大类诗人中，又以杨维桢、李孝光、萨都刺、顾瑛、张雨、郯韶、张映、叶广居、陈樵、陈基、高启、郭翼等人最具代表性，其影响则一直延续到明代的初、中期之际。作为“铁崖乐府诗派”的领袖人物，杨维桢一生不仅以宗唐复古为己任，而且创作了1227首“古乐府”，使得乐府诗在元末成为一座艺术的高标。杨维桢的“古乐府”，最能体现出其复古的特色本色者，主要为《鸿门会》、《丽人行》、《箫杖歌》、《大人词》、《道人歌》、《五湖游》、《花游曲》、《海客行》、《大风谣》、《盐商行》、《食糠谣》、《苦雨谣》、《三男词》、《贫妇谣》、《牧羝曲》等自创新题。而此，也是时人与后人均对杨维桢“铁崖古乐府”评价甚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四库全书提要》卷一六八于《铁崖古乐府》所撰“提要”云：“维桢以乐府擅名……或拟旧谱，或制新题，辗转日增，体裁百出。大抵奇矫始于鲍照，变化极于李白。幽艳奇诡，别出蹊径，岐于李贺。元之季年，多效温庭筠体，柔媚旖旄，全类小词。维桢以横绝一时之才，乘其弊而力矫之，根柢于青莲、昌谷，纵横排兀，自辟町畦，其高者或突过古人。”［6］所言良是。
二、 蒙元诗派的宗唐特色
活跃在元代诗坛上的上述之四大诗派，虽然各具特点与成就，但其之间却存在着一个极为明显的共同点，这就是在向前代诗人诗歌的学习方面，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唐人唐诗为师学对象。而此，与宋、金两朝各诗派之宗唐，乃如出一辙［7］。元初的“遗民诗派”，如上所言，虽然有“金遗民诗派”与“宋遗民诗派”之分，但无论是金遗民诗人，抑或是宋遗民诗人，其于本朝末均为“宗唐派”的代表人物。以金遗民诗人元好问为例，其于金末之际，不仅提出了著名的“杜诗学”之说，而且还大力赞赏与推行“以唐人为旨归”［8］，从而使得师学唐人唐诗在当时的诗坛成为一种时尚。在这种宗唐之风的影响下，由金而入蒙古的一批遗民诗人，如“河汾渚老”、杨弘道、李俊民、辛愿、王元粹等人，在师学对象上自然也是会“以唐人为指归”的。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如房祺《河汾诸老诗集序》引杨仲德语有云：“不观遗山之诗，无以知河汾之学。不观河汾之诗，无以知遗山之大。不观遗山、河汾之作，不知唐人诸作者之妙。”［9］所谓“不观遗山、河汾之作，不知唐人诸作者之妙”者，实际上是针对元好问、“河汾诸老”之诗与“唐人诸作者”的关系而言的，则金遗民诗人的宗唐之况，藉此即可知其大概。　而宋遗民诗人之于南宋末期，主要与两大诗派的关系甚为密切，其一是“南宋爱国诗派”，其二即“江湖诗派”，这两大诗派在当时虽然各有其鲜明的特点，但却都是以宗唐为己任的，这从文天祥在狱中创作整200首《集杜诗》的史况，即可窥其一斑。而上举宋遗民诗人如彭秋宇的《襄樊失守》、《江上师溃》、《南征》、《再平南扰》等诗，唐泾的《甲戌客临安》、《和朱以性》、《江南西迁国之亡天也歌以纪之》、《闽亡徙东广》等诗，之所以具有“诗史”特质者，其实就是受杜甫其人其诗影响的结果。对于“江湖诗派”的宗唐，徐象梅《两哲名贤传》、王士禛《带经堂诗话》、沈德潜《说诗晬语》等，均有不同程度之记载。如《两哲名贤传》卷四十六《赵师秀传》有云：“至潘柽出，始倡为唐诗，而师秀与徐照、翁卷、徐玑绎寻遗绪，日锻月炼，一字不苟下，由是唐体盛行。”从南宋诗派发展与演变的角度言，以赵师秀等人为代表的“四灵诗派”，其实只是“江湖诗派”的一个分支，而“师秀与徐照、翁卷、徐玑”在乡人潘柽“始倡为唐诗”的影响下，“绎寻遗绪，日锻月炼，一字不苟下”，以至于“由是唐体盛行”者，正是其向唐人唐诗学习的一种具体结果。所以，从总的方面讲，由宋入元的大批遗民诗人，继续于宗唐中讨生活，也就不言而喻。(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