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政治立场贯穿于文帝所彰表的“二十四贤”的具体人选之中。事实上，很容易举出“二十四贤”以外东汉后期的名臣贤士。如“历事六帝，……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的胡广，号称“汉兴以来，人臣之盛，未尝有也”《后汉书》卷四四《胡广传》，第1510-1511页。，却不在曹丕所彰表的东汉“二十四贤”之列。又如东汉后期在与西北羌人的长期战争中脱颖而出的“凉州三明”关于“凉州三明”的事迹，参见《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张奂段颎传》，以及陈勇《“凉州三明”论》，《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其中皇甫规与张奂都跻身“二十四贤”，而另一位战功更为卓著的段颎却不在其列。可见魏王曹丕及其团队在确定“二十四贤”的人选时，进行了严格的“政治资格审查”。胡广、段颎等未能入选，很可能在于其并未积极参与东汉后期清流士人反对外戚、宦官的抵抗运动，甚至还与其势力有密切联系据《后汉书?胡广传》，胡广在质帝死后附合梁冀之议立桓帝，又“与中常侍丁肃婚姻，以此讥毁于时”。《段颎传》则称其“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贵”，最后亦因党于中常侍王甫为阳球所诛。。当然，也有一些虽然积极参与抵抗运动甚至起到重要历史作用的人物及其家族——如袁绍、袁术辈——因为站在了曹操势力的对立面而不得入选，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东汉后期汝南袁氏家族与宦官势力的密切关系可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附袁隗传》载：“时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于中。以（袁）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为外援。故袁氏贵宠于世，富奢甚，不与他公族同。”不过“二十四贤”中没有列入始自杨震的弘农杨氏人物是让人比较费解。或许是因为曹丕另给予了杨彪更高的待遇。《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续汉书》曰：“彪见汉祚将终，自以累世为三公，耻为魏臣，遂称足挛，不复行。积十余年，帝即王位，欲以为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辞曰：‘尝以汉朝为三公，值世衰乱，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复为魏臣，于国之选，亦不为荣也。’帝不夺其意。黄初四年，诏拜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见位次三公，如孔光故事。彪上章固让，帝不听，又为门施行马，致吏卒，以优崇之。”关于东汉时期的弘农杨氏，参考何德章《汉代的弘农杨氏》，载氏著《魏晋南北朝史丛稿》，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因此，曹丕在延康元年（220）继任丞相、魏王之后，正式启动代汉建魏禅让程序之前，以“二十四贤”的名义对二十四位东汉中后期人士进行彰表，其背后有着不容忽视的政治意涵。“二十四贤”乃是汉末广义上的“清流”的代表人物；对他们的彰表，正与前述曹魏王朝君臣以汉末“清流”的继承者自居这一政治立场保持了一致。而被“清流”士人以“浊流”视之的外戚与宦官权力，事实上又本是汉代皇帝权力结构中的正当组成参见［日］下倉渉《漢代の母と子》，《東北大学東洋史論集》8，2001年；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第二章《亲属结构的轻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徐冲《从“外戚传”到“皇后传”：历史书写所见“汉魏革命”的一个侧面》。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六章《豪族社会对东汉政治和政治文化的影响》也从上层统治集团人群构成的角度阐述了东汉外戚权力的重要性。。那么，汉魏革命之际魏王曹丕对于前朝如是面貌的“二十四贤”的彰表，实际上也表达了新王朝的统治群体对于汉代皇帝权力结构中外戚与宦官权力的直接否定与新王朝正当性之出自的确认当然，如永田拓治所言，这也意味着地方先贤、耆旧的任命权归结于王朝，各地域风俗教化的标准向着王朝之一元化转变。见前引永田氏《「状」と「先賢伝」「耆旧伝」の編纂－「郡国書」から「海内書」へ－》。。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此“二十四贤”视为曹魏王朝之“先贤”，对他们的彰表，与曹魏王朝成立后一系列改造汉代传统、重构新型皇帝权力结构的政治举措是同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构成了长时段、结构性的“汉魏革命”中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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