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关于《甄表状》，因为相关史料很少，几乎难以判断其具体面貌与性质。除前引“二十四贤”条以外，《四八目》中还有两处引用到此史料：
　　太丘长颍川陈寔字仲弓，寔子大鸿胪纪字元方，纪弟司空掾谌字季方。右并以高名，号曰三君。见《甄表状》及邯郸淳《（陈）纪碑》。 ⑤ ⑥ ⑦ 《陶渊明集笺注?外集》，第589、592、590、591页。
　　公沙绍字子起，绍弟孚字允慈，孚弟恪字允让，恪弟逵字义则，逵弟樊字义起。又北海公沙穆之五子。并有令名，京师号曰：“公沙五龙，天下无双。”穆亦名士也。见魏明帝《甄表状》及《后汉书》。⑤
　　可知此书为魏明帝所撰，收录东汉后期的所谓“名士”之流。“二十四贤”条更将明帝为诸贤所撰之《状》也一一列出，弥足珍贵。试举两例：
　　少府颍川李膺字元礼。《状》：“膺承三公之后，生高洁之门，少履清节，非法不言。英声宣于华夏，高名冠于缙绅。”⑥
　　有道太原郭泰字林宗。《状》：“泰器量弘深，孝友贞固，名布华夏，学冠群儒。州郡礼命，曾不旋轨。辟司徒，征有道，并不屈。”⑦
　　可见《甄表状》的内容不仅包括了若干汉末名士的籍贯姓字等基本信息，还有类似“三君”之类的名号关于史籍所载汉末名士之名号与魏晋南朝历史书写及社会观念间的关系，安部聡一郎《党錮の「名士」再考——貴族制成立過程の再検討のために》一文有精彩讨论，载《史學雜誌》第111卷第10期，2002年。与载有具体评价内容的“状”。其名之确切含义虽不可解，但与汉末魏晋之际流行于士人社会中的“状”当关系密切关于汉末魏晋之际的“状”，参见永田拓治《「状」と「先賢伝」「耆旧伝」の編纂－「郡国書」から「海内書」へ－》。。
　　另外，从名称上来说，所谓“贤”者，应即东汉中期以降频见于史料的“先贤”之省称。《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甘露三年（258）八月丙寅“以郑小同为五更”条裴松之注引《魏名臣奏》载太尉华歆表曰：“臣闻励俗宣化，莫先于表善，班禄叙爵，莫美于显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复命其胤；汉室嘉江公之德，用显其世。伏见故汉大司农北海郑玄，当时之学，名冠华夏，为世儒宗。文皇帝旌录先贤，拜玄适孙小同以为郎中，长假在家。”《三国志》卷四，第142页。此条史料与“二十四贤”的关系，为前引永田拓治《「状」と「先賢伝」「耆旧伝」の編纂－「郡国書」から「海内書」へ－》率先揭示。郑玄名列“魏文帝初为丞相、魏王所旌表二十四贤”之中，此处华歆又言其为“文皇帝旌录先贤”，二者所指当为一事。“二十四贤”者，“二十四先贤”也。并且由此可知，对于这些先贤的彰表，同时还伴随着对其后代的优遇措置类似措置也见于“二十四贤”以外的东汉人物后代。如《三国志》卷十一《魏书?田畴传》载：“文帝践阼，高畴德义，赐畴从孙续爵关内侯，以奉其嗣。”同书卷十二《魏书?徐奕传》裴松之注引《魏书》曰：“文帝每与朝臣会同，未尝不嗟叹，思奕之为人。奕无子，诏以其族子统为郎，以奉奕后。”。
　　综上所述，虽然编入《四八目》（《集圣贤群辅录》）的十卷本《陶渊明集》成书晚至北齐阳休之时，但其中所载的魏文帝于汉魏禅代之际彰表“二十四贤”之事，可以认为当源自确切的汉末魏晋史料，其对于汉晋间历史研究的价值仍有待挖掘。
　　二、“二十四贤”的人选构成
　　以上通过确认相关史料的可靠性，显示曹丕在延康元年就任丞相、魏王之后，确曾以“二十四贤”的名目彰表一批东汉人士。对此，学者已经指出，曹丕彰表东汉“先贤”，意在利用这些东汉后期人物在乡里社会中所具有的影响力来巩固地方统治，同时也有着将先贤家族纳入王朝内部的意图参见永田拓治《「状」と「先賢伝」「耆旧伝」の編纂－「郡国書」から「海内書」へ－》。这种从王朝与地方及士族关系的视角来理解“二十四贤”的思路，应该与汉末魏晋盛行于世的诸“先贤传”、“耆旧传”类作品给予我们的深刻印象有关如《汝南先贤传》、《陈留耆旧传》等，《隋书》卷三三《经籍志?史部?杂传》对此有集中记录。参考胡宝国《杂传与人物品评》，载氏著《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仇鹿鸣《略谈魏晋的杂传》，《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1期；永田拓治：《「先賢伝」「耆旧伝」の歴史的性格－漢晋時期の人物と地域の叙述と社会―》，《中国——社会と文化》21，2006年。。此类作品往往冠以具体地域之名，被视为一种“郡国之书”。“二十四贤”的产生，与此当存在一定的亲近关系。
　　然而，有汉一代，在“郡国之书”中留下丰富事迹的各地“先贤”、“耆旧”数以百计。曹丕所彰表“二十四贤”，是否只是汇总这些地方“先贤”后的一个“中央精选版”呢？换言之，在东汉的地方先贤与汉魏之际的“二十四贤”之间，是否存在性质上的区别？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对“二十四贤”的具体人选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下表列出“二十四贤”人选的姓名与头衔，并根据《后汉书》等史料列出其大致的活跃时期： 如上表所示，可以看到所谓“二十四贤”，其涵盖范围事实上仅为东汉中后期人物，尤以活跃于桓帝至献帝时期者为主。如所周知，这一时期以皇帝、外戚、宦官和士大夫四大势力之间的反复对抗和冲突为主题，东汉王朝经历了持久的政治混乱与动荡，并最终在中平六年（189）灵帝死后以一种近乎“总决算”的方式走向了“汉魏革命”参见川勝義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第一编《贵族制社会的形成》所收诸文，徐谷梵、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载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陈勇：《董卓进京论述》，《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5期；于涛：《三国前传：汉末群雄天子梦》，中华书局2006年版；徐冲：《“汉魏革命”再研究：君臣关系与历史书写》第一章第二节《曹魏“侍中尚书”的渊源》。。某种程度上说，曹魏国家本身就是这一历史进程的产物。而在魏明帝为“二十四贤”所撰“状”中，有三条明确叙述和彰表了其人在东汉后期与外戚或宦官势力进行对抗的事迹。其一为李固：“太尉汉中李固字子坚。《状》：‘固当顺、桓之际，号称名臣。大将军梁冀恶直丑正，害其道。桓帝即位，遂死于。’”即着重指出“名臣”李固为“恶直丑正”的外戚梁冀加害之事，凸显出他本人的反外戚立场。另外两人为陈蕃、陈球：“太傅汝南陈蕃字仲举。《状》：‘蕃瑰伟秀出，稚亮绝伦。学该坟典，忠壮蹇谔。’又曰：‘明允贞亮，与大将军窦武志匡社稷，机事不密，为群邪所害。’”“太尉下邳陈球字伯真。《状》：‘球清高忠直，孝灵中年，欲诛黄门、常侍，以此遇害。’”以上引文俱见《《陶渊明集笺注?外集》，第589-591页。陈蕃《状》中的“群邪”所指当即等同于陈球《状》中的“黄门、常侍”，也就是东汉中后期盘踞内廷的宦官群体。述“明允贞亮”、“清高忠直”之士人领袖为“群邪”宦官所害，魏明帝对于东汉后期的历史冲突所持的政治立场一目了然。(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