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草堂诗余》在明代还出现了增补、续编、扩编本。《草堂诗余》经历过宋元以来的几次增修后，在明代还出现了五六种增补本。应该说增补本的出现也促进了《草堂诗余》的传播。除增补本以外，在明代，《草堂诗余》还出现了十余种续编、扩编本，如杨慎的《草堂诗余补遗》、长湖外史的《续草堂诗余》、秣陵一真子的《续草堂诗余》、沈际飞的《草堂诗余别集》和《草堂诗余新集》、潘游龙的《草堂诗余合集》等等。在中国文学史上往往有这样一种现象，如果一部书出来后反响很大，那为这部书所作的续集（书）就会相应而来，这是中国文学上独有的一个特点，尽管总体上续集（书）的思想、艺术都没有达到原集（书）的水准，但续集（书）现象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原集（书）在接受者那里的影响度。明人用续编、扩编本的形式，以继其之好，来表达对《草堂诗余》的推崇，这也显示了《草堂诗余》在明人心目中其地位是相当高的。  其六，《草堂诗余》在明人那里评价相当高。这一点从明人对《花间集》与《草堂诗余》的评价上可以看到。明人在提到《草堂诗余》时，喜欢把它和《花间词》放在一起来进行对比，这种对比总是指出《花间集》的流行不如《草堂诗余》，甚至评价二者优劣时，也是抑《花间》而扬《草堂》。如吴承恩在其《花草新编序》中云：“选词众矣，唐则有《花间》，宋则有《草堂诗余》。然近代流传，《草堂》大行，而《花间》不显。”[9]汤显祖在《花间集叙》中亦云：“诗余（《草堂诗余》）流遍人间，枣梨充栋，而讥评赞誉之者亦复称是，不若留心《花间集》者之寥寥也。”[10]可见，在明代中后期以后，《草堂诗余》的确比《花间集》更为盛行。
　　 由上可见，作为宋人选宋词的选本，《草堂词余》在明代获得了高度的重视。它在明代流传时间长，流传地域广；人们对它的关注度大，接受程度高；而在这种接受中，文人参与热情较高，尤其是许多文坛名流对《草堂诗余》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对其进行了整理、增补、完善，使其完成了一种蜕变，即由只是前代一种能让“歌栏酒榭丝而竹之者，无不拊髀雀跃”[11]的歌本，演变成“《草堂诗余》若干卷，向来艳惊人目，每秘一册，便称词林大观，不知抹倒几许骚人”[12]的为文人奉为圭臬的词之经典性选本。
　　 二、《草堂诗余》在明代接受之盛的原因
　　 《草堂诗余》在明代受到如此推崇，这应是词学发展史上值得人们关注，并进行探讨的一种接受现象。研读现存的有关材料，可以知道，明人推崇《草堂诗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与明人世俗享乐的社会风气息息相关。《草堂诗余》在明代之所以备受推崇，是因为明代的社会观念和审美思潮有利于《草堂诗余》的传播。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传统的儒家思想开始旁落，士人不再以汲汲功名、立身言志为自己的唯一价值取向，开始追求金钱、欲望的满足，整个社会追求私欲享乐的思想在迅速膨胀。像《三言二拍》中所描述的那样，世人所尊奉的不再是科举士子，而是成功富裕的商人。这种思想反映到文学思潮上就是，追求能够满足感官享受、愉悦耳目的文学作品。明代通俗艳情小说、戏曲的勃兴就与此大有关系，词学亦受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词在明代虽已不是佐酒之欢的工具，但是词中所表现出来的绮靡情思，通过读者的阅读，依然会给人以愉悦感官的享受。明人受享乐思想的影响，在选择读词之时，自然会选择像《草堂诗余》那样的给人带来感官刺激和享受的词选本。这是《草堂诗余》在明代特定的时代环境中繁荣的时代原因。
　　 其次，这和明人的词学观念和审美价值取向有很大关联。在一定的词学观念的支配下，《草堂诗余》符合了明人的审美价值取向，明人选择了《草堂诗余》，而《草堂诗余》反过来又强化了明人的词学观念，二者相互影响。在词学观念上，词体文学的发展也受到了明代文学观念中感性化、享乐化、世俗化倾向的巨大影响，整个词坛被一股轻绮婉约、香艳鄙俚的风气所笼罩，从而形成了崇艳尚情、以香弱为本色的词体观。明代中期文坛领袖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曾说：“词须宛转绵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秋花于闺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至于慷慨磊落，纵横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作则宁为大雅罪人, 勿儒冠而胡服也。”[13]可视为明人宗尚“词为艳科”思想的典型代表。何良骏在《草堂诗余序》云：“乐府以皦迳扬厉为工，诗余以婉丽流畅为美；如周清真、张子野、秦少游、晁叔用诸人之作，柔情曼声，摹写殆尽，正辞家所谓当行、所谓本色也。”[14]王骥德《曲律》中说：“词曲不尚雄劲险峻，只一味妩媚闲艳，便称合作，是故苏长公、辛幼安并置两庑，不得入室。”[15]可见以香艳为宗尚，并不是个别明人的认识，而是明人在词学观念上的一种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几乎笼罩整个明代词坛，成为明人学词、作词、赏词时的一种审美观上的“自觉”。《草堂诗余》在很大程度上正切合了明人的这种审美观。因为，《草堂诗余》本为一种歌本，而歌本在社会上存在的最重要、直接的作用，乃在于它的“助酒佐欢”。其所选之词，当多是谈情说爱、离愁别恨、歌花咏草之作。因此，《草堂诗余》对宋人其它风格的词作一般是不予选入的，即使选入，作品数量也是很少的。正是在这样的选词标准的支配下，《草堂诗余》所选之词多是婉约艳丽之作，而这样的词作恰恰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明人的词学审美观念。
　　 再次，《草堂诗余》在明代的盛行与当时唐宋词集的大量失传有关。明词中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宋代词集的大量失传，永乐以后名家词集多不显于世，这客观上为《草堂诗余》的流行提供了契机。朱彝尊在《柯寓匏振雅堂词序》云：“自李献吉论诗谓：‘唐以后书可勿读，唐以后事可勿使。’学者笃信其说，见宋人诗集辄屏置勿观。诗既屏置，词亦在所勿道。焦氏编《经籍志》，其于二氏，百家搜采勿遗，独乐章不见录，宜作者之日寥寥矣。”[16]
　　 《草堂诗余》作为一部词选本，它保存了相当数量的唐、五代、两宋词作，其中不少是脍炙人口的名作。在明人所见唐、五代、两宋词人别集无多的情况下，它在明代的广泛流传，对于词的普及传播之功还是很大的。
　　 三、对于《草堂诗余》与明代词坛盛衰关系的思考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