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著录《草堂诗余》一书的目录学专著是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据该书记载:“《草堂诗余》二卷，书坊编集者。”[1]这样看来，《草堂诗余》应是宋代书坊间选编的一本词集。《草堂诗余》的编撰时间，据《四库全书总目》考订，该书至少在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已问世。[2]5493但庆元以前的原二卷本久佚，现存最早的是元代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庐陵泰宇书堂刊本和至正十一年（1351）双壁陈氏刊本。这两个刊本均注有新增、新添字样，可见后人在原来坊间刻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增修。双壁陈氏刊本原题为《增修笺注妙选草堂诗余》，署为“建安古梅何士信君实编选”， 何士信生平不详，或许就是这个增修本《草堂诗余》的编选者。
　　 《增修笺注妙选草堂诗余》共选录词近百家，以周邦彦最多，秦观、苏轼、柳永等次之。全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卷，后集二卷。前集分春、夏、秋、冬四景，后集分节序、天文、地理、人物、人事、饮馔器用、花禽七类，每一类下又分一些子目。这样细分类、目，如宋翔凤《乐府余论》所说：“《草堂》一集，盖以征歌而设，故别题春景、夏景等名，使随时即景，歌以娱客。题吉席庆寿，更是此意。其中词语，间与集本不同，其不同恒平俗，亦以便歌。以文人观之，适当一笑，而当时歌伎，则必需此也。”[3]即其选词目的是为了便于歌者在酒席上或者相关场合、相关时令应景唱词，其性质实为歌本，目的完全是取便歌者。
　　 《草堂诗余》自刊行以来，在南宋后期以及元代基本湮而不显，少有称述著录，但就是这样一本歌本性质的词集却在明代大放异彩，对明代词坛产生了重大影响，笔者择其要者，于兹略述之。
　　 一、《草堂诗余》在明代的接受之盛
　　 综观整个明代词坛，可以发现对明代词坛产生影响最大的前代词选本就是《草堂诗余》，其在整个明代流传时间之长、范围之广是其它宋人选宋词的选本所不能企及的。《草堂诗余》在明代的传播与接受之盛令人咂舌，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草堂诗余》在明代的版本众多，远远超过其它前朝词选的版本。版本的多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见出一部书在当时的需求和流传的程度。据孙克强《清代词学》统计，今存的明代《草堂诗余》就有35种之多，另外见于著录的还有4种。[4]从这个统计上看，在明代，《草堂诗余》的版本不仅数量多，而且这些版本的时间跨度是从明初一直延续到明末，也就是说，在明代，随着时间的推移，隔不了多长时间，《草堂诗余》就会有一个新的版本出现。特别是明代中后期更是出现了《草堂诗余》刻印的高峰时期。这个现象说明，在明代，大家对《草堂诗余》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且这种关注的热情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形势的变化而有丝毫消减。
　　 从与《花间集》在明代的传播对比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从现存资料来看，在明代，备受人们推崇的词选本有两部，一部是《草堂诗余》，一部是《花间集》。明万历年间，温博在为《花间集》作序时曾云：“然古今词选，无虑数家，而《花间》、《草堂》二集最著者也。”[5]其后，明人徐士俊也曾谈到《草堂词余》和《花间集》在明代流传极广、几乎家喻户晓的盛况：“乃知《草堂》之草，岁岁吹青，《花间》之花，年年逞艳”。[6]入清之后，王昶在他编撰的《明词综》序中对明人的填词渊源进行总结时也指出了这种现象：“及明永乐以后，南宋诸名家词皆不显于世，惟《花间》、《草堂》诸集盛行。”[7]可见，有明一代，《草堂诗余》与《花间集》在当时人心目中是并尊的。
　　 虽然和《草堂词余》处在并尊的地位，但作为词史上的第一部词选总集，《花间集》在明代的传播力度与影响却是和《草堂诗余》不能相提并论的。从版本上来看，《花间集》的明代刊刻本和手抄本为数也是不少的，至今见载于官私著录或传存的明本共计12种。[8]但和《草堂诗余》版本的39种相比较，很明显，还是远远不及。而且，《花间词》的各种版本主要出现在明朝中叶，而《草堂诗余》的版本则是从明初一直延续到明末。因此，在明代，如果单纯从版本学的角度看，《草堂诗余》应是流行时间最长、受关注程度最高的一部词选。
　　 其二，《草堂诗余》在明代各种版本的参与者不仅众多，而且多系文坛名家。在明代，参与《草堂诗余》各种版本的人员很多，前前后后达60余人。这其中有台阁重臣李东阳，文坛主将唐顺之、李攀龙、袁宏道、钟惺，文坛名流祝允明、董其昌、吴承恩、汤显祖，词学家杨慎、陈继儒，等等。如李攀龙、沈际飞、钱允治、钟惺、张綖等编选过《草堂诗余》；袁宏道、李攀龙、陈继儒等对《草堂诗余》做过增订补遗校正；李攀龙、杨慎、唐顺之、董其昌等做过评点；顾从敬、毛晋等进行过刊刻。可以说，一部前朝普通的词选，在明代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文坛上各领一时风骚的名流大家对它发生浓厚的兴趣，给予高度的重视，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比较少见的。
　　 其三，《草堂诗余》在明代还出现了新的编排本。本来从今存较早者的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的刻本署名“建安古梅何士信君实编选”的《增修笺注妙选草堂诗余》可知，早期的《草堂诗余》是按类编选的。分类编选，原是为了应歌的需要，细分类、目，目的应是取便歌者，可以说，这是一个实用的本子，说明在南宋时词还多用于传唱。南宋以后，随着新兴的南戏北曲等通俗文艺的出现，词所依赖的音乐环境在逐步消失，于是就不复倚声传唱了。到了明代，词已不再是歌唱的文学，而是文人用文字写成，通过目视、诵读而欣赏的文学，因此，这样的编排显然有些繁琐。为了适应新的需求，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上海顾从敬打乱类编编排方式，重新按小令、中调、长调分编各词，分调本始出，这个本子后来流传甚广，其后万历上元昆石山人四卷本、吴郡沈际飞六卷本、汲古阁《词苑英华》本、博雅堂刻本、经业堂刻本、翻刻顾从敬本等16种之多，都是从顾氏衍出的版本，竟然有代替原来的按类编排本之势。这样的编排，使得《草堂诗余》俨然成为习词者之范本。
　　 其四，《草堂诗余》在明代还出现了大量的评点本和注释本。《草堂诗余》在明代有数十种评点本，当时众多名家参与了评点，如李攀龙、杨慎、唐顺之、董其昌、李廷机等对《草堂诗余》做过评点和注释工作。《草堂诗余》评点注释本的出现，是与明代盛行的评点之风分不开的。明代中期以来，各种文体的评点之风盛行，评点的对象从经史、诗文，以至小说词作。《草堂诗余》种种评点本的出现，提高了选本的身价，促进了选本的流行。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