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制也是影响人口的重要因素。对于一个大家族来说，他们所获得的显赫特权、巨额财富需要有人来继承。商代中期之前这个问题似乎尚未得到妥善解决，频繁的兄终弟及说明家长的每个儿子都有平等的继承权，由此引发的权力争夺，造成“自中丁以来，比九世乱”。周人汲取了这个教训，创立宗法制度，宗法制崇隆长子，退抑母弟，使长子成为前任家长活着的化身。他们通过许多礼仪强化宗子的特殊地位，如垄断祭祀权，礼书上叫“支子不祭”；在服丧上，宗子为长子服斩衰三年，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理由是他们的孩子“不继祖也”；宗子生不出儿子，必须从支子中过继一人续嗣，庶子无后则任其绝嗣；宗子虽年届七秩丧妻必须续娶，庶子则无此必要。宗法制度之于家族，第一，可以控制争权夺利的内耗(尽管杀嫡立庶时有发生)；第二，可以保证权力、财富不至于因为分散削弱家族实力；第三，它给中国文化输入了“传宗接代”观念，这一观念又与孝道伦理扭结在一起，成为每个人承负的家庭责任，如果没有男孩，即使已经有了好几个女儿，也非要生出一个男孩不行。
　　诚如不少学者所说养儿防老也是人口增长强大的推动力。中国不像世界上好战的游牧民族那样贵壮贱老，而是一个尊重老人的民族。国家大肆宣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他们之所以尊重老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社会养老的需要。在古代礼仪中有养老之礼，天子每年到大学举行养老仪式，天子亲自右袒割牲，“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礼记·文王世子》)，宾主献酬，然后赐几杖，授安车。这一切都不过是由天子作示范造成一种社会舆论，“陈孝悌之德以示天下”(《白虎通义》)。国家在某些方面也制定一些养老措施，年70以上在饮食、用杖、朝仪、力役方面给予优异待遇(《管子·人国》《礼记·王制》)，这些主要为贵族而设，至于庶民百姓，只知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减免兵役，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述晋楚彭城之战，雍子下令军中一家“二人役，归一人”；《国语·吴语》说越欲攻吴，越王勾践命昆弟四五人在军者“择子之所欲归者一人”；信陵君矫命救赵，也令“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发现以后，秦汉养老制度在社会上的实施情况开始明朗起来。张家山汉简《傅律》规定民赐爵“大夫以上年五十八，不更六十二，簪褭六十三，上造六十四，公士六十五，公卒一下六十六，皆为‘免老’；不更年五十八，簪褭五十九，上造六十，公士六十一，公卒、士五(伍)六十二，皆为畹老。”凡“免老”可以免除全部力役，而“腕老”则力役减半。《傅律》还说：“大夫以上年七十，不更七十一，簪褭七十二，上造七十三，公士七十四，公卒、士五(伍)七十五，皆受杖。”受杖者确实可以享有特殊权利。第一，国家严禁辱骂、殴打持杖者，武威发现的《王杖十简》说：“有敢妄骂詈殴之者，比逆不道”；第二，他们可以出入某些禁地，如官府、郎第，行走驰道；第三，经商免税，《王杖诏令册》：“列肆贾市，毋租”；第四，轻罪可以免刑，《王杖十简》：“年七十受王杖，比六百石……犯罪耐以上，毋二尺告刻”；第五，抚养持杖人惟谨者，亦得免役，《王杖十简》：“有旁人养谨者常养扶持，复除之”。尽管如此，日常真正承担养老任务的是每一个家庭。贵族之家不乏养老之资，所以他们更强调“色养”。普通人家的养老则主要落实在衣食上，《孟子·梁惠王》的一段话再现了古代家庭养老的情景，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有子不敢保证必孝，有子不敢保证必寿，所以中国家庭生子往往不以一二为足。
　　在上述因素刺激下，中国文明最先发达起来的中原地区也最先出现人口的相对过剩。《商君书·徕民》说三晋地区“土狭而民众，其宅参居而并处……民上无通名，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以处，人之复阴阳泽水者过半。”就是说那地方两三家人住在一个院子里，新生人口分不到土地，为了逃避赋税劳役，很多人不申报户口。他们没有地种，只好靠经营小手工、小商业糊口度日。土地宽广容易耕种的地方已容不下更多人口，他们只好向山谷沼泽挺进。苏秦游说诸侯，看到魏国境内居民点“地名虽小，然而田舍盧庑之数，曾无所蒊牧。人民之众，车马之多，鞫鞫殷殷，若有三军之众。”(《史记·苏秦列传》)春秋文献所记的居民点常出现“十室之邑”，而战国文献动辄就是“万家之都”，如《战国策·赵三》赵奢曰：“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当时的人口出生率虽难以测算，但一些记载可以略见大概。《韩非子·五蠹》说：“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苏秦列传》说：“临淄之中七万户，户不下三男子。”《说苑·贵德》记齐平陵人自言“吾有子九人，家贫无以妻之。”三例都未将女孩计算在内。有些湖沼被放水干涸改做农田，《竹书纪年》记载“梁惠王废逢忌之泽以赐民”。春秋时许多有名的湖泊沼泽大约就是这时消失的。由于人口繁殖过快，野生动植物资源大为减少，思想家们纷纷发出保护生态的警告，《韩非子·难一》：“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必无兽”；《吕氏春秋·义赏》：“竭泽而渔，而明年无鱼”。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可能有两条出路，一是在广度和深度上扩大社会分工，以吸纳过剩人口，战国工商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从而涌现出大批工商业巨子，私学勃兴培养出难以计数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人才，雇佣劳动力(慵工)游走于劳务市场，都是社会分工扩大的结果。二是实行强化生产，向土地索取更多的粮食。李悝为魏文侯尽地力之教曰：“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百里之地一出一入，损益达80万石之巨。《庄子·则阳》论田间管理之效曰：“昔予为禾，耕而卤莽之，则其实亦卤莽报予；芸而灭裂之，其实亦灭裂而报予。予来年变齐，深其耕而熟粳之，其禾繁以滋，予终年厌食。”“卤莽”是漫不经心，“灭裂”是有始无终，前一年田间管理不肯下力，收成就薄，第二年加强了管理，便食用有余。精耕细作、向土地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在生产技术上是进步了，但是对广大小农家庭来说，非多生子不行。战国以后2000余年的中国农业就是在强化生产——人口增殖的恶性循环中开拓道路的。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