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荒、疾疫、战争也是经常被提到的影响人口的因素，这些因素的后果确实是不能低估的，从历代人口即使是问题很大的统计数字中也可看出人口损耗的严重性。例如汉平帝元始二年(2)人口为5959万，经过西汉末的农民战争，到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才恢复到2100万；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和军阀混战后情况更加惨烈，汉桓帝永寿二年(156)的人口是5647万，三国时魏、蜀、吴的人口加起来尚不足1000万。不过我们也应知道这些因素在整个历史上是偶发性的，它们突然引发了人口基数的大幅下降，有力影响了人口增长速率，但不会影响一个民族的生殖力，而人口问题的主要奥秘却在这个生殖力上。况且人类在这些偶发事件上通常还采取一些积极措施努力减少人口的损失，“移民就谷”就是中外普遍使用过的应急措施。《孟子·梁惠王》说：“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尔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这是中国的情况；希罗多德的《历史》著作说，吕底亚人在阿杜斯统治时期发生了严重的饥馑，“最后，国王只得把全体吕底亚人分开，叫这两部分人抽签决定去留。而他将继续统治抽签后留在国内的那一半人，移居国外的人则归他的儿子第勒赛诺斯来领导”。这是西方的情况。“耕三余一”也是御荒的常备措施。《逸周书·文传解》：“天有四殃，水、旱、饥、荒。其至无时，非务积聚，何以备之?夏箴曰：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有也……有十年之积者王，有五年之积者霸，无一年之积者亡。生十杀一者物十重，生一杀十者物顿空，十重者王，顿空者亡。”所以当我们考察某一历史时期的人口变动情况时，战争、疾疫、灾荒是不能忽视的，而在理解一个民族为什么具有特别高的人口增长率时，它们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二、影响历史人口的文化因素
　　
　　根据上述分析，在历史上影响我国人口持续增长的因素并不是所谓生产力的发展、小农经济模式，灾荒、疾病、战争也不是历史的常态，中国人口问题的真正谜底应该在她的文化里。在文明时代，左右一个民族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的最大力量莫过于政治干预，那么中国政治干预人口的政策出现于何时?有一篇文章说：“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考古及文献资料表明：春秋战国以前的中国人口发展，基本处在一种自生自灭的自然增殖状态，人口再生产主要依赖自身的调节机制来运行，很少受到来自国家机器方面的干预或强制……春秋时代，诸侯争霸，战争频繁，人口资源对于政治军事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逐渐为各国政治家所认识，利用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加速社会人口再生产过程，迅速增殖人口数量，遂势在必行。春秋晚期越国实行的人口发展政策，标志着国家对人口再生产过程施加强力干预的机制开始形成。”据我们看来，这一判断似乎太晚。在地旷人稀的时代，无论为了抗御自然还是为了获得尊严，渴望人口繁衍增殖是大多数民族的心理状态。美国人类学家罗维调查了乌鸦印第安人后说：“没有再比对一位乌鸦人说‘你没有亲戚’更伤人的侮辱了，那意味着他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相反，一位精力旺盛，被四十来位和他有亲戚关系的蛮勇的年轻人簇拥着的男人则可能会轻而易举地支配数百人的群体。”古代波斯国王要奖励多子的英雄父亲，希罗多德说：“子嗣繁多在他们眼中看来乃是男性的仅次于勇武的一项最大美德。每年国王都把礼物送给子嗣最多的那个人，因为他们认为人数就是力量。”在我国古代，家族之间的恩怨无须假手政府可以径自私了，《礼记·檀弓》：“居父母之仇，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居昆弟之仇，仕弗与共国；居从父昆弟之仇，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陪其后。”这在整个古代社会都是天下通义，如果没有足够的子息，就难免任人欺凌。
　　谈到政治对人口的干预，我们普遍忽略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那就是最早的国家由以产生所选择的途径或方式。世界历史上那些自然生成的国家，他们产生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什么样的国家产生方式，就有相应的政治制度、政治观念。夏、商的国家是由若干原始贵族家族组成的松散政治联合体，正因为是家族的联合体，所以在这个联合体内的成员多称为“氏”，如“有虞氏”、“夏后氏”、“斟寻氏”、“斟灌氏”，这种政治权力结构用王国维的话说就是“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当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叶称王；汤未放桀之时，亦已称王；当商之末，而周之文武亦称王。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这样的家族联盟颇类今天的股份公司，持有最大股份者自然就是董事会的董事长，失去股份的股东便自动被开除出局。历史上不少家族虽时有沉浮却能历虞、夏、商、周四代而不衰，如春秋时晋国六卿之一的范宣子说：“昔匄之祖，在虞为豢龙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周卑晋继之，为范氏。”同时也有不少家族沦落下去，退出贵族行列，如《左传·昭公三年》叔向说晋献、晋文时代的老牌贵族“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那时已“降在皂隶”。家族的实力首先就是人丁兴旺，其次才是财产、声望。贵族家族在天子叫“王族”，在诸侯叫“公族”，人们把王族、公族喻为王室、公室的枝干，如《左传·文公七年》说宋昭公欲去群公子，乐豫便阻止说：“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又如昭公三年叔向与晏婴论齐晋季世时说他的宗族原分十一族，今天惟有羊舌氏还能苟延残喘，所以“公室将卑，宗族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
　　为了使家族长久立于不败之地，古人创设了好多制度，与人口相关者首先应说到婚姻制度。三代贵族乃至整个古代历史上的帝王将相都过着以一夫多妻为主导的多妻生活，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多地繁育子孙。文献上说天子要“备百姓”，诸侯则只能 “一娶九女”，娶妻数量在制度上的差距目的就是保证天子的家族在人口上对诸侯形成绝对优势。但是在多妻制下，妻妾争宠、嫡庶争位是难以避免的，于是他们又制定外婚制，周人叫“同姓不婚”。外婚制至少有两个优点：一是能通过联姻扩大亲属圈子获得其他家族的支持；二是避免因夫妇反目导致家族内部的自相残杀。由于妻子是从外姓娶来的，夫妇不和只要把妻子遣返娘家就天下太平，我们只要看看齐桓公与陈妫的故事便可理解这个道理。从表面上看外婚制似乎与人口增殖无关，但是考虑到它在防止家族从内部崩溃方面的作用时，它在人口上的意义就显而易见了。早婚早育也是促进人口增殖的重要因素，它通过缩短相邻两代人的间隔，使新生人口提前出现在社会上。先秦时代一般人的法定成婚年龄为男20—30岁，女15—20岁，过此则算婚嫁失时。天子、诸侯12岁加冠，冠后即可娶妻。古人娶妻的目的似乎只为生子，《礼记·哀公问》论及婚姻意义时孔子说：“大婚，万世之嗣也。”妻子不能生育，停妻再娶是十分正当的理由，卫公娶庄姜，美而无子，故“又娶于陈”(《左传·隐公三年》)《大戴礼记·本命》所列“七出”之条，其中竟有两条与生育相关，那就是“无子去”、“有恶疾去”。在择偶时他们也常常考虑女方的生育能力，云梦秦简《曰书》说男子的择偶标准是“娶妻多子”。制度上一些不利于生殖的婚姻是被禁止的，例如《周礼·媒氏》反对“嫁殇”；《周易·大过》反对壮男娶老妇；一些婚姻是受到鼓励的，如提倡寡妇再嫁，荒年成婚不受六礼的限制。春秋时由于发展生产，支持战争成为关乎诸侯生死存亡的大事，各国差不多都提前了结婚的年龄。《国语·越语》说越王勾践败于吴王夫差，为了尽快复国，令国内“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娩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乳母)；生二人，公与之饩”。这成为我国历史上政府刺激人口增殖政策最突出的事件。如果统计一下秦汉以后历代早婚的事例，则更有胜于此者。在这个因素刺激下，不知增加出多少人口来。对非正式婚生子女社会地位的认可也有助长人口增殖的作用，他使一些丧偶的育龄妇女重新得到生育的机会。晋献公烝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庄公二十八年)；卫昭伯烝宣姜，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闵公二年)；(郑)文公报郑子之妃，生子华、子臧(宣公三年)。上有所为，下必效之，《淮南子·汜论》载：“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礼记·内则》曰：“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泉丘人之女奔孟僖子，生懿子及南宫敬叔，懿子成为孟孙氏宗子(昭公十一年)；郹阳封人之女奔楚平王，生太子建(昭公十九年)；叔孙穆子避难于庚宗，与庚宗妇人姘居而生子竖牛，竖牛是不折不扣的私生子，在家中虽地位不高，却无人否认他在叔孙氏家的成员资格。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