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在五四运动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更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出其舍生取义的革命生死观、坚持真理的浩然正气与勇毅刚强的大无畏精神。他1922年夏于石井蒙难时所写下的诗词，就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其视死如归、舍生取义的壮志豪情。廖在《留诀内子》和《诀醒儿承儿》两诗中，用一个“诀”字，表明了他已决志为革命献身。其在《壬戌六月禁锢中闻变有感》诗中，大义凛然地怒斥“窃钩盗国”者，发出了“死生能一我何哀”的呼号。
　　首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廖仲恺作为黄埔军校的党代表，是“以血洒花”、“不要钱、不怕死、爱国家、爱百姓、终生为了救国救民”的“黄埔精神”之主要培育者，这种精神也在其身上集中地突现出来。因此他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勾结反动势力猖獗作恶的日子里，为捍卫孙的革命路线及其三大政策，敢于同各种反动分子进行殊死的斗争。当右派们把谋刺廖先生的计划张扬出来，妄图吓退他时，他坦然地说：“增加卫兵，只能捉拿刺客，并不能挡住他们行凶。……他们如果安心想来暗杀，预防那也是没有用的。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工作)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他还对汪精卫等人说：“我们都是预备随时死的”，“余无负于国，无负于党，个人更不营私、不牟利，要暗杀便暗杀，余复何恤!”他甚至还把敌人暗杀之事“当作笑话和朋友们说：‘听说他们暗杀的家伙，不是用****，而是用盒子炮、手提式机关枪，我倒要尝尝它的滋味呢!”
　　至于说到廖仲恺为人处事之果敢，有人作了这样的评价：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同是实行三民主义和领导国民革命，廖先生的行动和努力要格外敏锐迅速、勇猛精进些。总括来说，就是廖先生之对于革命主义和革命行动，认识十分正确，精神十分充实，行动十分勇敢。”还有人称颂其对革命工作，总是主张“彻底解决，不稍妥协。”这些说法与史实相符。
　　总之，廖仲恺是毕生为人处世的特殊品行与节操——上述的这些优秀品德，既是其本人生前言行的轨范，又是后人做出的表率垂范。这是他留给中华民族的宝贵政治财富，很值得我们继承、珍惜和弘扬。
　　
　　
　　
　　责任编辑　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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