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之著名人物中，廖仲恺高尚的人品道德堪为后世之风范，其人格之力量更足于今后来者汗颜。今天，缅怀这位先贤的品德风范，仍有现实意义。
　　
　　一、对廖先生的高尚品德有口皆碑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尤其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和谐发展，除了要有人们共守的法律约束外，还需有社会道德和个人品行的规范。孙中山在论及道德的重要性时写道：“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他还勉励党人要“发扬大义”，“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做一个品德高尚革命者。廖仲恺作为孙先生的助手和战友，在人品道德之修养方面，为后人永久地建树了光辉榜样。他于1925年8月20日为革命事业殉职后，国民党人在悼念与缅怀他的文章中，不约而同地肯定和赞颂其崇高品德足以为世垂范。有人指出：“廖先生不仅于事业之建树，已足为一切从事于革命者之模范，即其立身之特点，更有足供吾人模仿敬仰而不能忘记者”，其“立身特点是在他勤奋、廉洁、忠实的人格，猛进彻底的精神”。这些“实在是我们青年革命者最难得的模范。”有人称，廖先生“平日人格的修养……最显著的有两点：一是勤劳，……二是廉洁”；其“对于职务的美德，更有两样：……一样是对于总理和党的决议，忠实服从。……一样是对于个人的出处进退，纯然以公事为主眼，不参一毫私见。”还有人强调：廖为人处世之“廉洁、仁慈、勤奋，绝非一般做官发财者流所能与比肩”。“仲恺先生的特点，是在他‘平和而富于同情的性格，勤慎而忠于职务的节操’。……在革命的政治家中，这两种性格能兼而有之，而且能发挥尽致的，实在是绝无仅有”；“他一生的努力”足以证明：“其是革命精诚的鼓励者”和“道德的楷模”，“革命的同志，尤其应该以仲恺的事业家的、平民政治家的清廉、谨慎、勤劳的人格为模范。”廖夫人何香凝在后来纪念丈夫的文章里，更将廖仲恺的优秀品德概括为10个字：“忠贞、勤奋、廉洁、沉毅、果敢”，并认定正是这些品质使他“特别受孙先生的信任”。以上的各种论述与评论充分证明：廖仲恺不仅是革命家中勋业过人的英雄，而且还是品德高尚感人的楷模。
　　
　　二、忠贞坦诚——廖仲恺的优良品德之一
　　
　　毕生忠诚地为人处事——这是廖仲恺主要的品质与美德。作为一位革命家，廖仲恺的忠诚集中地表现在：他始终忠于孙中山及其革命主义与党的事业，毕生追随与赞助孙先生革命到底。戴季陶曾说：“忠于学，忠于事，忠于国，忠于民……仲恺先生这特殊的品行和节操，真是救国者修己安人的努力标准呵!”了解仲恺先生者对其忠贞之品德有口皆碑。在论及他忠于孙中山和党的事业时，有的指出：“廖先生追孙总理廿余年，赞助革命，不遗余力”，实为“勋业之最大者”。有人谓“不但对总理如此，对于党的决定以亦如此”，“廖先生为党尽力，已有二十多年”，“完全献身于党，绝对服从党的决议，当担党的困难，这是他对党的忠诚处”，“真是团体行动的唯一轨范”；或谓其个人之“出处进退，完全根据着总理和党的决议，及自己一身如何才有利党，便如何做去，……所以公而忘私，不知有己，只知有党，所以能为党尽力。”“这真是为党服务的模范。”还有人在列举廖晚年所建树的七大勋业后，强调他“自孙先生殁，……更以一身系革命前途之安危”，成为继承孙的遗志、“最能为党奋斗”的国民党领袖，他的遇刺殉职乃“是将自己的生命，换取中国国民党的新生命。”
　　廖仲恺“跟随总理革命有廿余年之久”，确实将自己的“一生功夫，差不多都消磨于革命工作上头。”从1903年秋结识孙中山起，他就决志投身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他在同盟会时期作为党的骨干之一，曾受孙先生委派先后前往天津、香港及吉林等地，从事革命宣传联络或协助筹划反清起义等工作，为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做出过贡献；广东继武昌起义胜利之后于11月9日宣告和平光复，他即由吉林赶回广州担任军政府的财政领导等职务，为建设新生的地方共和政权出力甚多。在袁世凯掌权的日子里，廖仲恺在广州积极支持孙中山发动和进行讨伐袁贼的“二次革命”；癸丑革命军败后，他随孙先生之后亡命日本。当时有很多老同盟会员和国民党人，或因对革命前途心灰意冷，或在组党问题上存有歧见，纷纷离开了孙先生，成份庞杂的国民党很快地瓦解了。而廖却留在孙的左右协助他进行重建革命政党的工作，并毅然填写《参加中华革命党誓约书》，表示“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其对“中华革命党成立，赞助之功独多”。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各派继续祸国殃民。这期间廖仲恺一直追从孙中山的鞍前马后，支持与协助他在广州三度建立革命政府，为护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进行了长达6年的艰苦的护法斗争。
　　在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新民主革命时期，廖仲恺更以无限忠诚和出色才干，为孙中山的信赖和器重，多次被授予大权与重任，成为其亲近的重要助手；他在任内忠于职守，善于将孙先生新的思想、设计和部署，变为国民革命运动奋进的实际行动。其中之荦荦大者有以下数端：
　　孙先生从世界革命形势出发，抉择实施“联俄”时，廖仲恺对此心领神会，成为国民党高层中坚决、勇敢赞助孙“做联俄工作的”之人。他继孙中山同苏俄全权代表越飞之上海会谈后，奉命前往日本与越飞举行了一个多月的恳谈，归国后又在广州与越飞之助手马林保持经常联络，对落实孙中山前期的各项联俄举措与建立中俄合作关系卓有贡献。1923年10月和次年10月，苏俄政府给孙中山先后派来的政治总顾问鲍罗廷及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相继抵达广州工作后，廖先生同这两位代表建立了亲密的工作联系与公谊私交，他在全面贯彻孙的联俄政策、争取苏俄向国民党政府提供财政经费、顾问人员和武器装备等援助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使此项工作取得很大成效。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