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先生从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革命出发，决志改组国民党、实施“联共”政策时，廖仲恺是国民党内最拥护和自觉执行此决策的第一人。有人即指出：“廖先生一生于党国最伟大的功绩，首在赞助总理改组国民党”；“这种改组是总理深谋远虑所决定，而襄助最力、担负最重责任的，却是廖先生”——“助成此事业的完成，廖先生实有最大的努力。”情况的确如是：廖作为领导国民党改组之临时中央执委会召集人之一，与同是中央执委的中共党员谭平山一道，是力排党内各种非议、始终勇挑这次改组筹备工作重担的人；“仲恺时为粤省长，以热心于党之改造，宁弃其省长之职责，奔走于沪粤间，卒使国民党之改组以底于成。”国民党“一大”期间，当有人在讨论通过新党章之会上提出反对写入“党员可以跨党”之条文时，他马上挺身而起指出：“对于加入本党的人，我们只须问他是否诚意来革命的，此外即不必多问，此次彼等(指中共人员——

引者)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廖先生的发言后，党章遂获与会者多数通过，终使“联共”政策成为定案。
　　为夯实国民党的基础及壮大其革命主力军，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对内政策中，确立了“国民党……当对农夫、工人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谋农夫、工人之解放”的农工政策。廖仲恺在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的工人部长和农民部长期间，成为实施扶助农工政策的领导人和赞助者。在工人运动方面，他大力促成了广州工会力量之统一联合，于1924年5月成立自身兼任执行委员长的广州工代会执行委员会，随后又大力支持沙面及省港工友的反帝罢工斗争；在农民运动方面，他在广东省长任上参与了《农民协会章程》的制定，并在7月间正式将它颁布施行，从而大大推动了广东各地农民协会的建立及农村反封建斗争得以开展；仅两年时间，“全省九十四县有农民协会组织者七十余县，会员人数已达八十余万人。”有人在论及廖的这一功绩时说：“廖先生以一身兼任工人、农民两部长”，“秉承总理的农工政策，努力于农工的组织、训练、指导”，“极力扶持农工，组织农会、工会、农民军、工团军”，从而使“农工在革命政府统治之下得积极参加革命(斗争)”。
　　孙先生在联俄之过程中，认识到革命党需与革命军共同奋斗，中国革命才有成功之望，因而萌发了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骨干，进而建立一支苏俄红军式之革命军的思想。廖仲恺是真正了解孙这一建军思想的人。当军校筹备委员长蒋介石只开过一次筹备后就擅离职守不干时，他于1924年2月23日奉命代行筹备委员长职权后，强调“筹备工作要照常进行”，“办黄埔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终于使军校各项筹备工作顺利完成；军校正式开学后，廖在其党代表任上，又努力解决了办校急需的经费、武器等困难，并领导全校的政治教育逐步走上正轨，从而保证了军校能在短时间内培养出一批合格的新式军政人才，为军校教导团和党军第一旅的成立提供大批基层干部。故有人称：为创建黄埔军校和党军“这两件事(出力)最大、功劳最高的，实为廖先生”。
　　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其三民主义新政纲而廖仲恺对孙制定的这一国民党新政纲及其相关政策，理解最为透彻并奉行得最力。他曾在讨论通过该宣言的会上强调指出：“本党之宣言及政纲，是革命的性质”，“完全依照主义而行”，“嗣后无论如何，必须以此宣言为奋斗进行之标准，努力前进，翼贯彻本党主义，完全达到目的。”因此，廖先生无论是在平定广州商团作乱、东征军阀陈炯明、讨平滇桂军内乱等战斗的日子里，还是在大力援助沙面工人罢工和省港大罢工，及支持各地农会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中，他都身体力行地坚决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旗帜，同内外一切阶级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廖先生之所以能成为国民党领导人中最忠于孙中山及其革命事业的人，归根结底是源于他自始至终都服膺和忠诚于孙文主义——尤其是三民主义。从1905年9月1日廖与胡汉民在东京一起加入同盟会时的一个细节，可以看出他一开始就诚心地服膺三民主义。据何香凝回忆说：当晚廖、胡加盟的介绍人是她和黎仲实，主盟者为孙中山。“吃了晚饭后，休息一下，孙先生与仲实就和他(仲恺——引者)谈同盟会的组织和主义。他很赞成，当晚十时光景已加盟。……胡汉民加盟也是当晚，不过他对主义多不能很快地了解接受，尤其是关于‘平均地权’，他和孙先生质疑最甚，经孙先生详明反复地讲解，已经到深夜三时后，他才加盟的。”1924年6月18日，廖仲恺宣誓就任广东省长后发表政见时说：“余国民党也，当以服从大元帅，尽力实现国民党主义、政策于广东为职志，此外余无特别政见可言”，9月10日他在一份“辟谣布告”中又说：“本省长为国民党人，……对于国民党之宗旨、主义，二十年来未之有改”，这更证实了其一向恪守与奉行三民主义。他认为孙先生的主义对革命救国而言：“三民主义，即救国主义也”，它是指导国民革命的唯一方针，“三民主义能够实行，方算是革命成功”，“吾族之兴，与此操券矣”；“确信主义，就是我们顶好的避毒方法”，可帮我们消除利己自私等“社会恶习”，正是在这思想的指导下，他真正认识到党员之“政治行动，当决于党议，党议既定，则个人意思，当为之牺牲”，从而陶铸了其忠诚的品德。
　　
　　三、勤勉实干——廖仲恺的优良品德之二
　　
　　何香凝曾强调说：我们“纪念廖仲恺先生，第一步不要忽略廖先生的实干精神。”俄顾问鲍罗廷则谓：国民党内象“廖仲恺……这样得力而实干的人，可惜太少了”。可以说，勤政为民——对待工作勤奋负责和精益求精，及坚持在理财中精打细算等，的确是廖仲恺的一贯品行与作风。
　　他为民执政的生涯始于辛亥革命高潮中的广东军政府时期。在1911年11月——1913年8月间，廖仲恺先后担任广东军政府总参议、财政部副部长(副司长)、财政司长、广东国税厅筹备处长与厅长等职，“常入都督府议事，至深夜而出”。这期间，他多方设法，为民国广东共和政权的建立、稳定和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辛亥革命完全失败后，廖仲恺在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进行讨袁护法斗争、捍卫民主共和制度的艰苦岁月里，曾多次担任党和政府的党务、宣传、尤其是理财重任。他一如既往地踏实苦干，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为了筹措护法运动的军政费用，廖在财政部长任上曾以发行销售公债之办法来集巨款，对于各地债卷销售数目的报告、债票号码的呈报及其存根的缴交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作了相应规定，并亲自抓好此事。他在此项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丝不苟和精细勤勉，深得世人赞颂：廖多年“全权管理党的财务，……没有一笔不清楚的账目，没有一宗无本人签字的收条的支款。就这一件事，就可以晓得他对于职务是何等忠勤了。”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