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第一阶段序跋对小说的社会作用婉言辩解不同，曾綮序则是明确地肯定，他将神异虚幻小说与“圣贤之大贤大法”并提，认为：“有不可思议，有足以广材识、资谈论者，亦所不废”。序中还描述了此时世人对小

说态度的变化：“人多喜传而乐道之，由是其说盛行于世”，“读之者莫不为之喜见须眉，而欣然不厌也，又何其快哉!”说明《新话》流行以来的四十多年，小说逐渐赢得了较为广大的市场。无独有偶，距上述三人序作之后数月，李昌祺写了自序。序中同样提到世人对小说的热情：“稍稍人知，竞求抄录”、“索者踵至，势不容拒矣”。但毕竟是当事者，作者心中还是隐隐不安，不过由于此时的文禁较洪武时期稍微宽松，并非担心文字之祸，而是害怕“取讥大雅”，因为所作毕竟是小说，“无书籍质证，虑多抵牾”，故序末辩解自己的创作动机是消愁解闷、供人一笑而已：
　　“好事者观之，可以一笑而已，又何必泥其事之有无也哉?”。
　　张光启序作于宣德癸丑(八年1433)年，其后将《剪灯余话》梓行于世，其刊本应该是这部小说的第一个刊本，使这部小说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张序将《余话》与《新话》进行对比，认为后者不足之处是少关风教，“惜其措词美而风教少关”，将小说的教化功能作为重要价值标准。并推断《余话》：“其善可法，恶可戒，表节义，砺风俗，敦尚人伦之事多有之，未必无补于世也。”故决定“命工刻梓，以广其传”。张序体现的思想倾向，再次证明了理学对小说的渗透增强。
　　与张光启序写作的同时，刘敬也写了《余话序》。刘敬在序中从小说的选材、文笔、风格与社会作用等对小说进行了多方面的肯定：
　　其卷四，其编二十，皆湖海之奇事，今昔之异闻；漱艺苑之芳润，畅词林之风月。锦心绣口，绘句饰章；于以美善，于以刺恶；或凛若斧钺，或褒若华衮。可以感发人之善心，可以惩创人之供志……
　　这种言之凿凿的肯定为第一阶段序跋所罕见，一方面说明小说在十五世纪得到了文人阶层的普遍认同，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一时期社会空气比洪武年间相对松缓。《效颦集》是在《剪灯新话》影响下的产物，作者赵弼，字辅之，是明初学者及小说作家。其《效颦集》“呈现出依违名教，恣意劝惩的审美底色。”，与第二阶段小说序跋中的教化意识增强恰好一致。序中作者对别人质疑小说中的“荒唐之辞”，用儒家经书的相似内容予以还击，并强烈反驳：“予之所作，奚过焉?”说得理直气壮，这和第一阶段瞿佑等人的婉言辩解迥然不同，正是小说得到时人一定认可的反映，而“欲弃毁其稿”的原因，也同李昌祺一样，是“恐贻大方之诮”，说明小说创作仍然面临较强的反对力量，小说境况虽有改善但并不容太过乐观。
　　通过对第二阶段若干篇序跋的考察发现：十五世纪的明代，小说已然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群，也得到士大夫阶层一定的认可，如为《余话》作序的就有翰林侍读学士曾綮、翰林侍讲王英、翰林修撰罗汝敬等，这种情况和洪武之后文禁稍松有一定关系，也和《剪灯新话》系列小说的广为流传产生的影响密不可分。序跋作家们进一步明确地对小说及其虚构性质表示了肯定，只是由于理学思想对世道人心的统治日益稳固，更多，地是从小说的教化功能着眼。而从另一方面来看，鄙薄小说尤其是非现实题材小说的观念依然存在，且对小说家的创作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从李昌祺《剪灯余话》自序和赵弼《效颦集》后序都可以看出，不过他们主要担心的是世人的讥笑而非文禁，与第一阶段不同。
　　第三阶段主要是《花影集》的两篇序。《花影集》乃受《新话》、《余话》、《效颦集》的影响而创作，是“剪灯”系列的成员。小说突出的内容是劝忠劝效、戒贪戒淫，与第二段作品相仿佛并过之，如《刘方三义传》、《节义传》之类，从故事名目就知道主题倾向。小说议论较多，文采逊于《新话》、《余话》，故事意味不足。《花影集》创作的种种倾向，表明了小说在永乐年间有所发展之后的退潮，其原因主要是来自政治的干预。
　　正统年间，张光启将《余话》和《新话》合刊梓行，扩大了二书的传播与影响，以致引起统治阶层的恐慌，才有李时勉的上书禁书，“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本来已经趋缓的小说创作环境再次紧张起来，人们对小说的认识发生逆转，直接导致“仁庙称为好人”的李昌祺因写《剪灯余话》，景泰中死后竟不能人“乡贤祠”的事件。此后的小说创作便由上期潜意识地宣扬封建伦理，变成主动向主流话语的靠拢。张孟敬《花影集》序明显地体现出这一迹象：“夫文词必须关世教、正人心、扶纲常，斯得理气之正者矣。”开篇即对小说创作的教化主旨明确地强调，与以前序跋中那种不自觉地的流露显然有所不同，而后面对小说内容的评赞也主要突出这一点。这些论述虽不乏陈腐气息，但其中蕴含的对小说性质的认识却较前人有所深入，比如对小说虚构直接肯定，认为小说应该“托词比事”、“假托”，有“寓意”。虽然是建立在小说教化功能认识前提下的，或许不能视作是对小说本体性质的真正认识，但至少可以看作一种认识的萌芽。
　　夕川老人(陶辅)“引”对“剪灯”小说系列进行了梳理比较，并作出了较为正确结论：“一则信笔弄文，一则精巧竞前，一则持正去诞”，高度评价它们“皆吐心葩、结精蕴，香色混眩鬼幻百出，非浅学者所能至也。”但作者接下去又说：“是后数年，得暇求学，方知圣贤旨意。深以前作为非，掷而不睹者三四十载。”这一前后迥别的认识是政治环境干预小说留下的后遗症，理性的认识和艺术天性不能不产生难以解开的困惑和矛盾：“欲存而序之，实非当为之事；欲弃而焚之，其奈三先生何!”
　　考察第三阶段两篇序引，可以大致得出结论：在正统七年(1442)禁小说之后，小说创作及社会对小说的认识再次步入低潮，这主要反映在刻意强化小说的伦理工具的职能和总体上对小说价值有所否定的序跋话语中；不过这种认识的低潮，不同于洪武年间的排斥诋毁，更多的是一种困惑迷惘，它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全新小说观念的输入。所以说，这一低谷，实际上也是嘉靖以后高潮来临的某种蓄势表征。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