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序跋不仅是小说理论的渊薮，也是透视小说与社会的窗口。明初到中期以前，小说创作以文言小说为主导，“剪灯”系列小说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通过其所附序跋的考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时期小说艰难起步、曲折发展的历程，从而进一步认识明代前、中期小说的境遇及时人小说观念的变迁。“剪灯”系列小说序跋按产生时间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十四世纪后期的《剪灯新话》序跋、十五世纪的《剪灯余话》与《效颦集》序跋、十六世纪初的《花影集》序跋与十六世纪晚期的《觅灯因话》序跋。四个阶段恰好体现了明代小说逐步突出困境，日益赢得受众的喜爱，但又不能不受理学思潮制约的过程。
　　第一阶段包括五篇序跋。在瞿佑洪武十一年(1378)自序中，作者称其书所写“远不出百年，近止在数载”，“其事皆可惜可悲、可惊可怪者”，选材意向性明显，有假定的理想读者作为接受对象，可见并非不欲外传；但接下来却称：“既成，又自以为涉于语怪，近于海淫，藏之书笥，不欲传出。”这种前后的矛盾，实际来自于作家心中的矛盾和惴惧。
　　明初专制统治进一步强化，朱元璋对文人的态度专横猜忌，曾大兴文字狱，严刑诛杀无辜文人。赵翼《廿二史札记》中谈及明初文字狱祸云：“明祖通文义，固属天纵。然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亦已不少……”…由表笺之祸可以猜测当时对写作文字的忧惧之情。至于洪武年间的文艺政策，洪武三十年(1397)，五月刊本的《御制大明律》明确地对搬做杂剧规定：
　　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统治者为了现存秩序的稳定，尤为强调文艺的内容及其中体现的对当局的态度，而瞿佑的《剪灯新话》内容上却一定程度地与之违侔。小说主要题材为灵怪艳情，写了不少缠绵悱侧的爱情故事，描写细腻，有伤教化，这在大力提倡理学的明初，无疑是触犯时忌的。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0《国初榜文》记载有洪武年间学唱割舌、蹴圆卸脚等规定和事件，可见明初朝廷维护教化手段之残酷。
　　尤其《新话》还有一些暴露社会黑暗、宣泄不满的篇章，如《修文舍人传》对比阴问和阳世，认为人间官府“可以贿赂而通，可以门第而进，可以外貌而滥充，可以虚名而躐取”，流露了对现实的讥讽之意。内容上的违侔与文禁的严酷，令瞿佑不能不产生惕惧之情，序文以己作比附儒家经典的内容，又以“劝善惩恶”之类说法，尽量和主流话语搭上关系，显然与此有关。而后面强调“言者无罪”的表述，则直接流露了内心的矛盾和或多或少的担忧。
　　较为明确揭示当时小说作家的困境的，是桂衡《剪灯新话序》。序者以同情的态度，揭示了小说在此时受冲击的状况：
　　余友瞿宗吉之为《剪灯新话》，其所志怪，有过于马孺子所言，而淫则无若河间之甚者。而或者犹沾沾然置噱于其间，何俗之不古也如是!
　　桂序作于洪武已巳年(二十二年1389)，此时《新话》的抄本已流行了11年，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招来保守派更多的攻击，“犹沾沾然置噱于其间”，表明小说创作其时尚乏宽松自由的环境。桂衡用唐代韩柳写游戏之作的一段公案，来为瞿佑辩解：“余不敏，则既不知其是，亦不知其非，不知何者为可取，何者为可讥。”说得如此软弱无力，无疑对现实境况很有忌讳，这一点在下面的话语中进一步得到证明，序文以符合教化为瞿佑开脱：“故取其事之尤可以感发、可以惩创者，汇次成编，藏之箧笥，以自恰悦，此宗吉之志也。”余下几篇序有所不同，体现了对小说相对大胆的肯定。如凌云瀚序，有学者考证作于洪武十三年，距瞿佑自序只有两年，应该是最早对《剪灯新话》极力肯定的第一人：
　　是编虽稗官之流，而劝善惩恶，动存鉴戒，不可谓无补于世。矧夫造意之奇，措词之妙，粲然自成一家言，读之使人喜而手舞足蹈，悲而掩卷堕泪者，盖亦有之。自非好古博雅，工于文而审于事，曷能臻此哉!
　　从小说的社会作用、文笔意境、艺术效果三方面对《剪灯新话》进行明确肯定，比瞿佑自序和桂衡序都进了一步。而比凌序晚一年的吴植序对这部作品也是赞赏有加：“余尝接其论议，观其著述，如开武库，如游宝坊，无非惊人之奇，希世之珍，是编特武库、宝坊中之一耳。”吴植身为名士，性情耿直，其赞赏对《剪灯新话》的传播无疑会起到推动作用。
　　总观第一阶段的序跋可以看到，在十四世纪后期的明初，文禁森严，社会思想僵化保守，小说家对创作心存余悸，小说生存空间极为狭小；但小说的支持者也不乏其人，或从激赏文笔之工、或从劝善惩恶诸方面为小说婉言辩护。但总体上支持的声音较为微弱，有时甚至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这是专横社会空气所造成的直接后果。
　　第二阶段包括九篇序跋。《新话》一篇，《剪灯余话》六篇，《效颦集》二篇。
　　李昌祺的《剪灯余话》，是剪灯系列小说中的一部重要作品，其最早的序跋是罗汝敬于永乐十八年(1420)所作，主要论述小说的社会功能：“足以广心志，扩见闻，而资益学识”，肯定小说“亦莫不有裨于时”。针对小说中的神异虚妄成分，他认为不同于《齐谐》、《搜神》等“务为荒唐虚幻者”，而是“有关于风化，而足为世劝”，并且“征诸事则有验，揆诸理则不诬，政人所乐道，而吾党所喜闻也”。罗序所论实际上涉及了创作神异题材小说的几个原则，即要有好的社会作用，也就是有关风化；要喜闻乐见；不能随心所欲一味虚构，表现了对小说认识的深化，这是小说广为传播的结果，可以推测小说生态环境比明初已经有所变化。
　　与罗汝敬同时前后写作的还有王英序与曾綮序。王英序针对别人非难小说中“幽昧恍惚”难以置信的内容，认为“然亦岂无可取者哉!在审择之而已”。至于审择所取的内容，从下文引述作品中“唐诸王之骄淫，谭妇之死节，赵鸾、琼奴之守义”等事迹，显然是强调要有利于封建教化。序文还主张工于章法词法：“措词命意，开阖抑扬，亦多有可取者，此余之所喜也”。这里不仅道出了自己的观点，也道出了《剪灯余话》创作的两个倾向：一是理学气味的浓厚，二是更加追求小说的文采词华。，李昌祺与瞿佑不同，瞿佑由元入明，身经动乱，其时也是理学思想统治最为松弛的时期，《新话》理学味自然要淡的多；而李昌祺创作《余话》距明代立国已经半个多世纪，封建伦理道德的宣扬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所以“体现出来的则是重建道德规范的使命感”，思想不脱传统的封建礼教。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