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则善于通过涵脉诗文的“文势”来解读作品。据蒋方、张忠智《试论(毛诗正义)之“文势”说》一文统计，在三百零五篇作品中，《正义》运用到“势”的概念进行解说的，涉及三十余篇，其中有“文势”、“义势”、“事势”等，而“文势”出现的频率最高。笔者曾论曰：“《正义》以‘文势’解诗，是对诗篇有一整体的观照，着重分析作品的语言结构，通过其间起承转合的呼应关系，为作品作出最有力的阐释，这无疑体现出了《正义》研究作品的修辞表达所具有的深度。”这主要是从修辞研究的角度评判其价值的。从《诗》学方法上讲，其意义正如蒋方、张忠智所言：“孔疏之‘文势’说着眼于诗之意旨与其语言结构的关系，从阐释方法上强调了诗的语言不是孤立的存在，阐释义理非但不能脱离诗的整体，而且要通章意、达辞理，注重语言的表达形式。”
　　比观之，宋人的“据文求义”、“唯本文本意是求”、“熟玩本文”的《诗》学方法，不正是从《正义》继承发展而来的吗?朱熹说：“读书，须看他文势语脉。”在《诗集传》中，朱熹亦多处使用“文势”概念，显见《正义》对他的影响。杨金花指出：“孔颖达以文势解诗的方法，在宋代不但得到了继承，而且还有推广之势。”此乃据实而论。从《诗》学阐释实践上看，《正义》注重对《诗经》作品的篇章结构、章旨以及前后篇章之关系的分析，注意对作品的修辞表达的研究，着眼于“诗人”之意及其内心世界细致的分析和把握，实质上都是宋人强调从“诗”的角度、文学的角度看待《诗》、研究《诗》的先声，其中的影响不仅是明显的，而且还强烈。
　　
　　三《诗》学品格的影响
　　
　　隋唐时代是文化大融合的时代，政治上的开明政策和学术上的南北交融铸就了唐代学术的辉煌。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正义》总结汉魏晋南北朝《诗》学，对《诗经》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权威阐释，奠定了其不可替代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其学术地位和影响的不可替代性，很大程度上须归功于其可贵的《诗》学品格。
　　《正义》是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广纳众说，增简削繁而成，尽管能够“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疏漏和失误仍然是难免的，故清代学者对它就多有批评。皮锡瑞说：“议孔疏之失者，日彼此互异、日曲循注文、日杂引谶纬。案著书之例，注不驳经，疏不驳注；不取异义，专宗一家；曲循注文，未足为病。谶纬多存古义，原本今文，杂引释经，亦非巨谬。惟彼此互异，学者莫知所从，既失刊定之规，殊乖统一之义。”今人黄焯批评说：“孔氏……凡于毛、郑义有异同，遂多左毛右郑，而于郑玄宗毛为主之本意，反忽而少察矣。其分疏毛、郑也，于郑笺有引而未发之奥，必曲折以达其义。若毛传有难明者，弗能旁引曲畅，辄以‘传文质简’一语了之，或时取王肃说为毛说，意在申毛，而每失毛恉。又笺实申毛，而以为易传；或郑自为说，而又被之毛。遍观全书，其失类此者盖多。至于演经而尝失经意，解序而或乖序旨者，又往往而有。”此皆据实而论，不可否认。
　　然其不足却丝毫不能抹杀其可贵的学术品格。孔颖达《毛诗正义序》曰：“然焯、炫等负恃才气，轻鄙先达，同其所异，异其所同，或应略而反详，或宜详而更略，准其绳墨，差忒未免，勘其会同，时有颠踬。今则削其所烦，增其所简，唯意存于曲直，非有心于爱憎。”孔颖达此言是针对以刘焯、刘炫为代表的前代《诗》学家所作义疏之弊而发，说明《正义》编撰的根据、策略和态度，其实正可体现《正义》的学术品格——“唯意存于曲直非有心于爱憎”。纵观《正义》，不管是对经义的阐发还是对毛《传》、郑《笺》的疏解，不论是对名物礼法典章的考释还是对史实人情的体认，抑或是对诸家之说的扬弃，《正义》总体上体现着“广征博引，求同存异”和“求真辨谬，择善而从”的学术态度，“唯意存于曲直，非有心于爱憎”一语实在是其学术品格的最好概括。正是这样的一种学术品格，赋予了《正义》融贯通博的《诗》学特征和细致入微的思辨精神，暗暗影响着后世《诗》学的发展。
　　《正义》以一种强烈的思辨精神继承汉代毛、郑《诗》说，吸收扬弃魏晋南北朝《诗》说，广征博引、求同存异、求真辨谬、择善而从，其学术态度是值得称道的，其学术精神是值得发扬的，“唯意存于曲直，非有心于爱憎”的《诗》学品格是值得肯定的。宋人不迷信旧说，不盲从旧典，打破了传统学术观念的束缚。宋人疑古惑经，唯真是求，体现出的同样是一种强烈的思辨精神和正确的学术态度。就学术态度、学术精神而言，唐宋两朝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其中的关系，用“唐风宋雨”一词来比喻或许再恰当不过。相比于宋代，唐代以《毛诗正义》为代表的《诗经》学，观念上还不能打破藩篱，限制了其内在的活力，然而，正是有了唐人“唯意存于曲直，非有心于爱憎”之风，才有宋人“疑古惑经，唯真是求”之雨，《毛诗正义》在学术品格上对宋代《诗》学的影响亦是不容忽视的。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回应本文引言中提出的问题。笔者以为，宋代《诗》学的新变并不是无根无源的突发变异，而是承继了唐代《诗》学的某种因子，对之加于更新和强化而实现的。代表着唐代《诗》学的《毛诗正义》至少在《诗》学理论、《诗》学方法和《诗》学品格三个层面为宋代《诗》学的新变提供了可供更新和强化的基因，一经触发和培植，便产生新鲜血液，实现新异的大成就。《正义》在唐代《诗》学向宋代《诗》学的演进过程中实扮演着继往开来、导夫先路的角色。它对后世《诗》学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根源就在于其可贵的《诗》学品格，正是由于其“唯意存于曲直、非有心于爱憎”的学术品格，使得其能广征博引、求同存异、求真辨谬、择善而从，以致“融贯群言，包罗古义”，集前代《诗》学之大成。当然，以上只是就大体言之，是比较粗略的。《正义》是否在其他层面也对宋代《诗》学的新变产生着积极地影响?上述三个层面具体是如何与宋代《诗》学对接的?这些问题，仍需作进一步的考论。本文仅是对唐宋《诗》学承变关系的初步考察，是否妥当，尚祈方家赐正!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