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其不足却丝毫不能抹杀其可贵的学术品格。孔颖达《毛诗正义序》曰：“然焯、炫等负恃才气，轻鄙先达，同其所异，异其所同，或应略而反详，或宜详而更略，准其绳墨，差忒未免，勘其会同，时有颠踬。今则削其所烦，增其所简，唯意存于曲直，非有心于爱憎。”孔颖达此言是针对以刘焯、刘炫为代表的前代《诗》学家所作义疏之弊而发，说明《正义》编撰的根据、策略和态度，其实正可体现《正义》的学术品格——“唯意存于曲直非有心于爱憎”。纵观《正义》，不管是对经义的阐发还是对毛《传》、郑《笺》的疏解，不论是对名物礼法典章的考释还是对史实人情的体认，抑或是对诸家之说的扬弃，《正义》总体上体现着“广征博引，求同存异”和“求真辨谬，择善而从”的学术态度，“唯意存于曲直，非有心于爱憎”一语实在是其学术品格的最好概括。正是这样的一种学术品格，赋予了《正义》融贯通博的《诗》学特征和细致入微的思辨精神，暗暗影响着后世《诗》学的发展。
　　《正义》以一种强烈的思辨精神继承汉代毛、郑《诗》说，吸收扬弃魏晋南北朝《诗》说，广征博引、求同存异、求真辨谬、择善而从，其学术态度是值得称道的，其学术精神是值得发扬的，“唯意存于曲直，非有心于爱憎”的《诗》学品格是值得肯定的。宋人不迷信旧说，不盲从旧典，打破了传统学术观念的束缚。宋人疑古惑经，唯真是求，体现出的同样是一种强烈的思辨精神和正确的学术态度。就学术态度、学术精神而言，唐宋两朝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其中的关系，用“唐风宋雨”一词来比喻或许再恰当不过。相比于宋代，唐代以《毛诗正义》为代表的《诗经》学，观念上还不能打破藩篱，限制了其内在的活力，然而，正是有了唐人“唯意存于曲直，非有心于爱憎”之风，才有宋人“疑古惑经，唯真是求”之雨，《毛诗正义》在学术品格上对宋代《诗》学的影响亦是不容忽视的。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回应本文引言中提出的问题。笔者以为，宋代《诗》学的新变并不是无根无源的突发变异，而是承继了唐代《诗》学的某种因子，对之加于更新和强化而实现的。代表着唐代《诗》学的《毛诗正义》至少在《诗》学理论、《诗》学方法和《诗》学品格三个层面为宋代《诗》学的新变提供了可供更新和强化的基因，一经触发和培植，便产生新鲜血液，实现新异的大成就。《正义》在唐代《诗》学向宋代《诗》学的演进过程中实扮演着继往开来、导夫先路的角色。它对后世《诗》学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根源就在于其可贵的《诗》学品格，正是由于其“唯意存于曲直、非有心于爱憎”的学术品格，使得其能广征博引、求同存异、求真辨谬、择善而从，以致“融贯群言，包罗古义”，集前代《诗》学之大成。当然，以上只是就大体言之，是比较粗略的。《正义》是否在其他层面也对宋代《诗》学的新变产生着积极地影响?上述三个层面具体是如何与宋代《诗》学对接的?这些问题，仍需作进一步的考论。本文仅是对唐宋《诗》学承变关系的初步考察，是否妥当，尚祈方家赐正!
　　
　　
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比观之，亦不离《正义》所阐释的内涵。
　　
　　二《诗》学方法的影响
　　
　　宋代疑古思潮兴起，对《毛诗序》大加批判和否定，突破了传统《诗》学的藩篱，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突破和发展始自欧阳修的《诗本义》，而欧阳修的《诗》学变革主要体现在《诗》学观念和《诗》学方法上。他倡导据文求义，从文本出发，通过沉潜体会作品的文理文意、探析诗篇内在的结构规律来求得本义，而不是拘守于《序》、《传》、《笺》、《疏》之说，先入为主，观念先行。其后有苏辙《诗集传》、郑樵《诗辨妄》、王质《诗总闻》等，对汉人《诗》说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在观念和方法上继续丰富和发展，新见迭出，异彩纷呈。此外，宋代《诗》学还有突出的理学化特征，以程颢、程颐和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把《诗经》看作是修身进德，致思致用的典范，通过研读《诗经》寻找性命之理，其《诗》学研究具有理学性质。然而，由于其在《诗》学观念上重比兴、重性情，在方法上重文本、重玩味，同样有着以诗观《诗》的文学取向，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朱熹的《诗集传》成为了宋代《诗》学的代表性著作。总言之，宋代《诗》学在很多方面突破前人、超越前人，其突破性成就的取得，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诗》学观念上的突破；二是《诗》学方法的突破。其观念上的突破是否受到《正义》的正面影响，有待进一步的思考，其方法上的突破则明显受到《正义》的影响。
　　宋代《诗》学方法上的突破，主要在于打破了汉魏以来依《序》解诗的传统《诗》学方法，强调从文本人手，通过细读文本、涵脉文本寻求《诗》之本义，而不是拘束于《序》说，以附会史事、曲护《序》说为宗旨。重视文本解读成了宋代《诗》学的显著特征。比如欧阳修，其解《诗》注重探析诗篇的“文意”，体味其文辞表达内在的“文理”。他明确提出“据文求义”的方法，《小雅-何人斯》篇《诗本义》曰：“古诗之体，意深则言缓，理胜则文简。然求其义者，务推其意理及其得也，必因其言据其文以为说，舍此则为臆说矣。”欧阳修在《诗本义》中反复强调“据文求义”，其论《周南·麟之趾》曰：“此篇《序》既全乖，不可引据，但直考诗文自可见其意。”其论《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曰：“据文求义，是言静女有所待于城隅，不见而彷徨尔，其文显而其义明灼易见。”谭德兴师对此评论说：“欧阳修‘据文求义’强调的是直接从诗篇文辞本身的结构中获取作诗之本义。……后来朱熹等人所强调的重视文本涵味的《诗》学方法即源于此。”朱熹是十分强调涵脉文本、分析文本的，《诗传遗说》记载朱熹语曰：“不要留一宗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凡说《诗》者固当句为之释，然亦但能见其句中之训诂字义而已。至于一章之内，上下相承、首尾相应之大指，自当通全章而论之乃得其意。”宋代注重文本解读的《诗》学家的代表人物除欧阳修、朱熹外还有王质，他覃精研思近三十年成《诗总闻》二十卷，其最根本的《诗》学方法就是“熟玩本文，深绎本意”，首先强调对文本的解读。可知，欧、王、朱三家在《诗》学方法的根本点上是一致的，就是强调从文本人手，通过细读文本、涵脉文本寻求《诗》之本义。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