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诗歌古国，早在春秋时期，读诗、解诗、教诗、学诗、引诗、赋诗已经风靡一时。三千多年来，人们在诗歌审美实践活动中，总结、积累了丰富的诗歌批评的方法和经验，这些诗歌批评方法是中国古代传统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笔极其珍贵的传统文学遗产。
　　所谓诗歌批评，其内容应该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对诗歌文本的理解，具体地说，就是把隐藏在作品中的意义揭示出来，让读者能对其有清楚的了解，并用逻辑思维的方式，分析作品形成的心理原因和社会背景；其次，是对作品价值的鉴别、判断，也就是对诗歌表现形式和思想内涵审美价值高低的评判。没有对诗歌的理解，也就根本谈不上对诗歌思想艺术价值的评判，所以，在中国古代，对诗歌的批评首先强调的是理解，其次才是评判。
　　要理解和评论诗歌，当然要运用一定的方法，正像要过河不能缺少船或桥一样，方法是实现目的的前提，是进行诗歌批评活动不可或缺的手段。数千年来，人们在解诗、评诗、赏诗、用诗的过程中，由于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解读目的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在方法、手段的运用上，呈现出五花八门、斑斓多姿的局面。像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孟子就主张，从作品和社会生活的联系方面用“知人论世”的方法解读、批评诗歌；而受庄禅思维方式影响的宋人，则常用“意象批评”的方法评价诗歌；有的人受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采用“推源溯流”的方法穷本究源；有的人因见识深邃、学识广博则喜用“横向比较”的方法，对不同诗人、诗作在思想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技巧、审美意识等方面的特点，进行研究，评品他们在艺术创作上的高下。
　　面对中国古代诗歌批评史上出现的如此名目繁多、而又令人眼花缭乱的批评方法，如何进行细致的考研和有效的梳理，进而建立起一个科学而又实事求是的、关于中国古代诗歌批评理论的体系，为充分地借鉴利用古代诗歌理论宝贵的遗产打下坚实的基础，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要摁比较全面地研究中国古代批评方法的丰厚遗产，探视、了解中国古代批评方法的概观、全貌，现有的研究视野和构架是不够的。正因为如此，现有的中国古代批评方法研究领域留给我们继续进行开拓的理论空间还是很宽广的。既然现有的介绍、论述中国古代诗歌批评方法的构架、模式都不具备涵盖全部中国古代诗歌批评方法的体式和规模，存有这样那样不是令人特别满意的地方，那么，寻找新的理论构架和模式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每一位研究中国古代诗歌批评方法的学人值得深思的课题。
　　要想构设一个具有能够包举、涵括所有中国古代诗歌批评方法的理论框架，只需变换一下现有的研究的思路，就不难达到这样的目的。谢榛在谈论能不能解读、如何解读诗歌的问题时曾这样说过：“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四溟诗话》卷一)谢榛认为，对诗歌的解读就好像欣赏水里之月、镜中之花，既不能太拘泥于字句的表面含义，也不可刻意地追求题旨的寄托隐喻。所以他接着又说：“黄山谷曰：‘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则诗委地矣。’予所谓可解、不可解、不必解，与此意同。”
　　如果我们根据谢榛所说的：“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的话，将与诗歌特征类似、吻合的诗歌批评方法也相应地分成“可解、不可解、不必解”等三种类型，作为论述支撑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内在体系的三根支柱，并以此建构的理论框架无疑是具有涵盖和囊括中国古代诗歌全部批评方法的空间和可能的。
　　认为诗可解的观点，在中国诗歌批评史上自然占据了主流的位置，正像清人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中所说的“观孔子所称‘可与言《诗》’及孟子所引可见矣，而断无不可解之理。”持不可解者也大有人在，像刘勰《文心雕龙-知音》中所说的：“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另外，还有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所写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此中味?”而陶渊明则应属于持不必解观点的人，他在《五柳先生传》中所写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辄欣然忘食”就是明证。他在凝望“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刹那间，悟到“此中有真意”。若要对这些“真意”进行理性分析的话，那则是“欲辨已忘言”(《饮酒》之五)了。
　　认为诗歌可解的观点可以追溯到孔门诗教。孔子认为，《诗》不但可以解读，而且是弟子最好的教科书。据《史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诗》言是其志也。《诗》经过孔子整理，其志都是表现人性中无邪的、善的内容的。《孝经·圣治章》引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所以为贵，就贵在“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告子上》)这里的心不但指的是人的身体器官，更代表了人的主体道德精神。由于这种道德精神是人皆有之的，所以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那么“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上》)“孟子言性善”(程颐《入关语录》认为“人皆可以为舜尧”(《告子上》)。所以通过诗教，可以使弟子得到思想道德上的训练和修养，正所谓：“兴于诗，立于理，成于乐。”(《论语·泰伯》)
　　认为诗不可解的思想观念与老庄思想的消解性思维有关。“在认知方法上，庄子所采取的是直观静察，而不是逻辑推理。”对美的客体的观照，是一种当下呈现的直观、洞察，正如台湾学者徐复观先生所讲的：“这里安设不下理智、思辨的活动，所以也不能作因果性的追问”。这也就是庄子所说的“知其不可得也而强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释之而不推”。(《天地》)另一方面，老子在谈论道的时候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二十一章)道虽然是某种真实的存在，但道是不可学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四十八章)道是不可言的：“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知北游》)道也是不可感的：“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庄子·知北游)》但道又是能够被体认和把握的，是“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庄子·大宗师》)的，而体认和把握道的方式是“以心印心”，“妙契忘言。”而诗歌之美如镜中月，水中花，玄妙末测，变幻多端，是很难用准确的术语、简洁的语言表达其在诗艺上的精深细微，和在意旨上的复杂繁富的。所以受老庄思想影响较深者，对诗歌往往持不可解的观点。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