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货学派成员在《食货》上就“魏晋封建说”进行的集体阐述，学界历来对于此存有疑义。吕振羽认为：“确定魏晋为中国史由奴隶制转入封建制的时代，南北朝为中国史之封建主义下的庄园经济时代，——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从内的矛盾之斗争的统一，和外的矛盾之对立

诸关系上去作全盘的把握。……《食货》的意见，似乎不应太统一化了。”虽然“魏晋封建说”的观点有待商榷，但此论确已成为食货学派成员的共同认知。
　　
　　三、史料与理论并重成为“食货”
　　学派成员共同的治学风格
　　
　　食货学派成员认为要探寻社会经济的演变规律，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就必须对大量的史料进行细致的分析、科学的辨伪，他们对社会史论战中将“方法当结论”的研究方法极不赞同，由此形成了理论与史料并重的治史风格。
　　食货学派成员在研究过程中对史料非常重视，史料丰富是他们文章及论著的一大特点。陶希圣在《食货》中发表“读史随笔”16篇，都是通过阅读正史，钩沉相关材料撰写而成的。以《十六七世纪间中国的采金潮(读明史随笔之一)》为例，该文虽篇幅不长，但援引《明史》却达30多处。鞠清远的《两晋南北朝的客、门生、故吏、义附、部曲》一文资料来源于《三国志》、《后汉书》、《晋书》、《南齐书》、《宋书》、《梁书》、《魏书》、《全宋文》、《陈书》，被陶希圣称为“这篇论文已经搜集可搜集的材料的大部分了”。《南北朝经济史》被学者评为“由于作者关于南北朝经济史料搜集的辛勤，这本书对于中国中古社会的特色遂有确切和精彩的论断。”连士升也表示经济史研究中材料的搜集“以详尽为主，兼收并蓄”。
　　除了常见的正史等史料外，食货学派成员还非常重视方志、文集、账簿等资料。地方志是经济史研究过程中很重要的资料，其中有关经济方面的人口数量、贸易往来、赋税制度等记载正是经济史研究所需要的。陶希圣发起的搜读地方志的提议得到学人的响应。鞠清远则就地方志的读法做了更详细的解读，扼要地指出应着重关注地方志中的三个要点，即都市、交通枢纽和工商业发达地区。杜若遗对此的评价是：“鞠清远、陶希圣两先生发起评读地方志，这是很要紧的一个提议。中国各地的地方志中，原是含有许多政治、经济、文化材料，其重要性非但不在二十四史之下，在经济资料方面，还在二十四史之上，现在倘加以搜读，一定会有许多发现的。”⑤食货学派成员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视角来看待地方志，对开拓经济史史料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食货学派成员还充分认识到文集、笔记中经济史料的学术价值，并将其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鞠清远在这方面着力较多，他的《元代的寺产》一文主要根据《牧庵集》、《吴船录》、《翰苑前集》等文集辑录而成；《南宋官吏与工商业》一文资料来源于《朱文公集》；而《清开关前后的三部商人的著作》、《校正江湖必读》则是根据《商贾便览》、《江湖尺牍分韻》和《酬世群芳杂锦》这三部商人的著作整理出来的，“这三部书，正好是在鸦片战争前后，所以这三部书中，可看出一点商业组织的改变，特别是货币问题。”具有很高的经济史料价值。陶希圣也自言：“关于社会史料，我觉得笔记小说是狠要急看的。笔记小说和文集有含社会史料多的，也有少的。大抵经学考据的笔记，所含材料少，见闻录之类所含较多。神怪小说如神录之类，甚至劝善的书，因果数应的书，如厚德录之类，所含倒是不少。”并根据几部宋人的笔记写就《宋代社会之一斑》一文。连士升也指出：“好些笔记和文学作品常有价值很高的史料，如杜甫和白居易的诗集，洪迈的客斋笔记，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都有丰富的社会经济史料。”食货学派成员都对方志、文集等被学界忽略的经济史资料予以重视，极大地拓宽了经济史史料的范围。
　　食货学派成员在广搜史料的基础上，对待史料的态度是审慎的。连士升称“中国历史上数字的记载极少，即有也很笼统。所存的记录又随史家主观的观察，变成了事实的断片的解说的阴隐。两汉以前的史乘和典籍尤其靠不住，大抵经过汉儒的伪造。这种伪造的史料非经过一番科学的辨伪工作，实在不能随便使用的。”“材料收完之后，须详为分类，严加鉴定，以辩它收完真伪和可信的程度，如字句的校对，版本和作者年代的考证，文字内容的讨论等。这样得来的材料，才适合详尽精确的材料。”武仙卿也在研究中指出：“唐代诏令的记载，主要见于唐律疏议、唐六典、通典、唐会要、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唐六诏令、新旧唐书、宋刑统、文献通考诸书中”，“在上列几部书中，选出记载比较翔实，年代比较确的材料，互相校譬，反之；年代记载都较模糊的材料，则予以舍弃。”食货学派对史料的考证辨伪是符合历史科学的，为他们学术成就的取得提供了科学保证，
　　食货学派成员在重视史料的同时并不轻视理论，他们都认为参考借鉴外国学者的理论方法有助于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如连士升所言：“经济史是探讨过去的经济生活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有经济理论的素养，使我们能够洞悉问题之所在。同时又能帮助我们解释经济史料。”连士升在翻译介绍西方的理论方法上着力最多，他在《食货》上共发表译文18篇，其中有桑巴德、克拉判、约克曼、格拉斯、卫布思夫妇、西摩勒尔等人的作品。食货学派其他成员则较多地参照西方的理论方法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在何兹全所做的寺院经济研究中，中西比较的研究方法对其影响至深。他在晚年回忆道：“写佛教寺院和佛教经济，也是学《基督教之基础》的写法，先写这一时代的社会，再写佛教寺院和寺院经济的发展成长。”凹曾謇的《中国古代社会》(上)主要是依据摩尔根、恩格斯的家族形态来分析中国古代社会。其《殷周之际的农业的发达与宗法社会的产生》一文也参照了西方的社会形态，他认为：“在这儿我们必须先要讨论到的，是父系家长制家族的形态，这个家族的形态，照《古代社会》的作者穆尔甘的意见，以为并不是人类均须经过的一个阶段，他只特别见于少数的像Hebrew一样的种族里面，所以在他的书里面，对于这个家族的形态的处理得非常的简单。但他对于这个家族阶段的物质条件和重要的特征，却很正确的把握了。”⑤武仙卿则在《魏晋时期社会经济的转变》一文中称：“避乱避役的人民聚集在大地主庇护之下，都是屯‘垒’相保。这‘垒’的形式，如同欧洲中古的caSdc一样，是领主保护自己附庸的防御物。”他对魏晋时期社会形态的研究参照借鉴了西方中古时期的社会形态。由此可见，食货学派成员在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理论与史料并重的治史风格。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