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园园，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 210097
　　
　　1934年，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以此为平台，一批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人聚居于此，形成名盛一时的“食货”学派。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食货》半月刊停刊，“食货”学派渐趋无闻。由于《食货》半月刊存在时间较短，“食货”学人在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影响范围有限，学界对这一学术群体是否已形成学派尚存疑问。事实上，在此期间，《食货》半月刊的骨干成员经过数年的相互砥砺，已逐渐形成一个具有共同学术旨趣和治学风格的学派。总结食货学派的基本特征，或可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作出较为明确的回答。
　　
　　一、“食货”学派成员具有稳定的师承
　　关系和紧密的学术联系
　　
　　据史学家何兹全称：食货学派的主要成员“有陶希圣直接指导的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工作的鞠清远、武仙卿、曾謇和后来与陶希圣有工作关系的连士升、沈巨尘、何兹全。”而在《食货》杂志上发表论文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如稽文甫、傅衣凌、全汉昇、杨联陞、王瑛、李秉衡、刘兴唐等，由于他们的学术观点及治史旨趣与陶希圣等人相左，故一般这些人都不被算作食货学派的成员。显然，食货作者群并不完全等同于食货学派。
　　食货学派的形成与作为食货学派宗师的陶希圣密切相关。1931—1937年，陶希圣在北京大学任教，并在北京师范大学、北平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朝阳大学轮流兼课，这一时期食货学派的主要成员正处于完成大学学业的过程中。如1930—1931年入学的北京大学学生武仙卿、沈巨尘、何兹全、曾謇，北京师范大学学生鞠清远；还有1934年人燕京大学研究所继续深造的连士升等人。这些青年学生都师从陶希圣，在其影响下专攻中国社会经济史。何兹全回忆：“我走上研究中国社会史的道路，是受陶希圣的影响。我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时(1931-1935年)，陶希圣正在北大教书。他开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史的课，我都选听。”陶希圣本人精通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等各领域，并对中国历史有精深的研究。因此，他就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提出的观点、假说总能给学生以启迪，并引发他们进行深入研究。何兹全称：“他提到南北朝的佛教寺院之战，也使我很受启发，我便立意要研究这一课题。”著有《中国古代社会》(上)一书的曾謇也对陶希圣提携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经历念念不忘，认为没有陶希圣的支助，他不可能写就此书。他说：“这部家族组织的研究工作，却大都是在他们(陶希圣等)启迪下完成的。没有他们的启迪，我决做不出来，至少是现在不能做出。”“我最初没有获得齐燕民族婚媾家族习惯的许多材料。所以我并不企图把它们独立作一章来处理。但最近承希圣师把他所得的关于齐燕婚姻家族的材料见示以后，我才决计加添一章，”“假如他不把材料供给我，我能有这样的发现吗?”陶希圣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发掘年轻有为的青年，并引领他们从事史学研究。沈巨尘回忆：“民国二十年秋，我进入国立北京大学，在政治系肄业，政治系的课程，多是舶来品，政治思想是西洋的，政治制度是讲欧美的，无一课涉及中国。”“我因此便立定志愿，要彻底研究中国政治制度，显示其清晰面貌，编著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陶希圣发现沈巨尘的志趣后，随即指导他从秦代开始，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在校时，常蒙陶希圣指导鼓励，利用课余时间，寻找有关资料，撰写成秦汉政治制度一书。”④ 不仅如此，食货学派成员学术思想及观点的形成深受导师陶希圣的影响。陶希圣较早注意到东汉以后、中唐以前这一历史时期的特殊性，并“再三叫起同学的注意”。食货学派成员武仙卿与陶希圣合著的《魏晋南北朝史》一书，着重强调南北朝政治经济地域性与割据性，大力阐扬魏晋南北朝能独立成一段的思想。“此书写时，我们讨论的次数很多。初稿成后，由我(陶希圣)重加斟酌，除修改几处文字之外，更有改动见解的二三处。”鞠清远的代表作《唐代经济史》一书，被袁永一评价为“关于唐代租庸调与两税制的内容，作者见解颇为新颖，有它独到的地方。”此书也是与陶希圣合著，“材料搜集的周到，功在鞠先生。体裁、系统及观察解释如有错误，由我负责。”这表明，食货学派成员在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术研究过程中，以陶希圣为中心，具有稳定的师承关系，并形成了紧密的学术联系。
　　
　　二、“食货”学派成员在学术思想和
　　学术观点上的趋同
　　
　　首先，食货学派成员在学术思想上大都接近或倾向于唯物史观。
　　20世纪上半叶是唯物史观风行一时的时代，食货学派成员都曾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陶希圣早期影响较大的两部著作《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928年)和《中国封建社会史》(1929年)中应用的阶级、生产技术、生产力等术语皆来源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此外，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中关于“士大夫阶级成为中国的治乱之源。优秀分子大抵贱工贱商而趋于政治活动，则生产技术不易改良，而农工商不能进步。游惰者多，官位又少，则政争便由此发生”⑧的观点，受马克思的影响非常明显。不仅如此，陶希圣在《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1929年)一书中，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持“唯物的观点”。他称观察中国社会应持三个观念，其中“第三是唯物的观点”。以致时人郭湛波也直言不讳地评价说：“中国近日用新的科学方法一一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成绩最著，影响最大，就算陶希圣先生了。”当然，陶希圣的唯物史观是不彻底的，如他所言：“我的思想方法，接近唯物史观，但却不是唯物史观。”四这主要在于他坚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刻意回避阶级斗争。此外，陶希圣对马克思依据唯物史观分析所得的一些结论也不认同。
　　同陶希圣一样，那些聚集在陶希圣周围的学者也大都具有同样的思想倾向。何兹全称：北伐战争后，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被各个出版社竞相出版，“给我印象深的是河上肇的关于辩证法的书。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古代和中世纪史影响大的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