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看法跟第一种看法相反,认为纪传体优于编年体。《后汉书》作者范晔在讲到他为什么采用纪传体撰史时,对《春秋》提出大胆的批评,指出:“《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4](卷 58,《魏澹传》)所谓“网罗一代,事义周悉”,是说纪传体能够容纳广泛的史事,能更全面地反映作者的历史思想。唐初史家所修前朝八史,都采用纪传体。他们批评《晋纪》作者干宝和《晋阳秋》作者孙盛 “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书惜非正典”[8](卷82,后论)。《晋纪》和《晋阳秋》都是编年体史书。在唐初史家看来,编年体史书写得再好,也不能视为“正典”即所谓“正史”。这反映了唐初史家的看法。针对前人批评司马迁“变古法”、“不本于经”、“失褒贬体”等论点,唐代后期学者皇甫湜撰写《编年纪传论》予以驳难。这是一篇略带总结性的文字,兹节录如下:
　　在关于编年、纪传孰优孰劣的辩难文字中,这是较精彩的一篇。它首先肯定,不论编年、纪传,只要做到“是非与众人同辨,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都可以成为良史。这就比一般参与辩难的史家看得更全面一些,立论的起点更高一些。作者还指出了编年体史书“多阙载,多逸文”的缺点和司马迁“出太古之轨,凿无穷之门”,创立纪传体的合理性。作者最后强调了不懂得继承创新,只是简单地模仿古人的史家,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总之,这一篇文章从理论上说明了纪传体的产生及其存在的合理性。
总之,王世贞所论包含着在史学批评方法论上的辩证认识,反映了王世贞思想的深刻。他所总结的“人恣而善蔽真”、“人臆而善失真”、“人腴而善溢真”的三种情况及其有关的概念,尤其具有理论意义。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这是经过漫长的道路和反复的认识才能达到的思想境界。清代史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教》篇中,记述史书体裁之辩证发展的规律,更是把史学批评中的辩证方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因史学界已有专文讨论,此处不再赘述。辩证方法是史学批评中的重要方法,古代史家所提供的思想资料和批评例证,在今日的史学批评中,仍有借鉴、参考价值。
　　
　　参 考 文 献
　　[1]刘知幾. 史通[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刘勰. 文心雕龙,周振甫译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4]魏徵等.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5]董浩等. 全唐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6]欧阳修等.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7]姚铉. 唐文粹[M]. 明嘉靖年间刻本.
　　[8]房玄龄等.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9]李昉等. 文苑英华[M]. 北京:中华书局,1966.
　　[10]吴缜. 新唐书纠谬[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马端临. 文献通考[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王世贞. 弇山堂别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13]瞿林东. 韩愈与顺宗实录[A]. 唐代史学论稿[C].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14]洪迈. 容斋随笔[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15]李百药. 北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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