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有连续性发展的特点,在史学发展的基础上所滋生、发展起来的史学批评也具有这一特点。先秦、秦汉时期,孔子评论董狐、《左传》评论《春秋》、司马迁评论《春秋》,以及班彪、刘向、扬雄等评论司马迁《史记》等,都是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史学批评见解。魏晋南北朝以降,史学批评进入更加自觉的深入发展阶段。这反映在批评理论上的提升和专题评论的展开,其中不乏辩证的认识和方法,值得认真总结,以资借鉴。本文拟就唐宋元明时期在史学批评方面有较大影响者,略述梗概,以就教于读者。
　　一、史学批评自觉意识的新发展
　　东晋至唐初,在中国史学上,袁宏的《后汉纪》序、范晔的《狱中与诸甥侄书》、裴松之的《上三国志注表》、刘昭的《后汉书补注志》序、《隋书·经籍志》史部大序与诸小序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包含着史学批评的见解和方法。继而,中国史学批评史上出现了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史学批评专书,影响此后千余年史学批评的发展和史学理论的探讨,这就是杰出的史学批评家刘知幾于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写出的《史通》一书。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上第一部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以及史学思想发展和史学理论建设的新转折。
　　刘知幾(公元661—721年)于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80年)举进士而入仕,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等职,并兼修国史,参与了《唐书》、《武后实录》、《姓族系录》、《睿宗实录》、重修《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等撰述活动。其间,他因不满武则天和唐中宗时史馆修史的紊乱和监修贵臣们对修史的横加干涉,曾在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毅然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1](《自叙》)。
　　刘知幾的史学批评意识,得力于他在史学上的修养。他自称:“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1](《自叙》)这说明他在史学批评上有多年的积累。他的史学批评意识,因亲身感受武则天、唐中宗时史馆修史活动的混乱与低效而更加强烈和自觉。他深沉地写道:
　　这里,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所谓“旧议”,即是他多年积累的对于以往历史撰述的一些“得之襟腑”的独到见解。他试图按照这些见解,撰写包含纪、传、志的唐史。但他的这个希望屡屡受挫,终于发出了“吾道不行”、“美志不遂”的感叹。这就更加促使他决心把批评的思想变成批评的行动。他上书监修国史萧至忠等,备言国史之修面临着“五不可”,即:史官泛滥,簿籍难见,权门干预,十羊九牧,坐变炎凉,以致“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1](《忤时》)。可见此时的史馆跟太宗、高宗时相比,实有天壤之别。刘知幾感叹之余,愤然辞去史职,写出了千古名作《史通》,因此也成就了一个史学批评家的不朽业绩。
　　二、怎样看待同一史事的不同评论
　　《史通》一书的史学批评重在从历史编纂着眼,但却涉及广泛的领域,论者多有阐述。这里,仅就刘知幾在《史通》中提出在史学批评方面具有普遍性的一个问题进行探讨,即为什么对同一史事会有不同的评论。《史通》中的《鉴识》篇和《探赜》篇,是刘知幾集中阐述史学批评理论与方法的专文,因涉及一些实例,读来不觉枯燥,饶有兴味。
　　《史通·鉴识》篇以评论人物开篇,随即转向评论史传。刘知幾写道:
　　这里,刘知幾提出了“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的命题。意思是说,事物自身本有一定的尺度,而人们对它的审察、评论往往是不一样的。他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人们的学识、思想的差异造成的,所以才会出现对于同一事物的“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的现象。因此,他提出了“探赜索隐,致远钩深”的重要,认为这是“辩其利害,明其善恶”的关键。
　　刘知幾把“鉴识”同“探赜”联系起来,从认识论上阐述了史学批评是一件严肃而又艰难的事情。这就是说,在史学批评问题上,人们只有通过“探赜”,才能达到 “鉴识”。这涉及史学批评中主体修养与正确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①。
　　刘知幾认为“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这是极而言之。他说的“世缺知音”,显然是受了刘勰讲的“逢其知音,千载其一”[2](《知音》)的影响。这正是刘知幾《史通·探赜》篇所要论述的主旨。
　　《探赜》篇首先指出评论的失误会造成不良的后果,这就是:“前哲所作,后来是观,苟失其指归,则难以传授。而或有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后学,其为谬也,不亦甚乎!”如果评论曲解了作者的思想而贻误后学,这是双重的错误,自应是不良后果中最为严重的。这些话,反映出了刘知幾对于评论的严肃态度。
　　根据刘知幾的概括,史学批评大致有以下三种误区。
　　一是猜度。刘知幾针对孙盛“称《左氏春秋》书吴、楚则略,荀悦《汉纪》述匈奴则简,盖所以贱夷狄而贵诸夏”的说法,认为这是“强为庸音,持为足曲”的做法。刘知幾从春秋时期“诸国错峙,关梁不通”的历史实际,说明“史官所书,罕能周悉”,同汉代“四海一家”史官所具备的条件是不可等量齐观的。他又举出《左传》详载戎子驹支、长狄、郯子之事,证明《左传》并不是要通过记载之略以表示“贱夷狄”的思想。他还指出《汉纪》取材于《汉书》,“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并不是有意于“独简胡乡,而偏详汉室”。刘知幾对孙盛的批评,不仅有历史的和史学上的根据,而且也反映出他在“夷夏”问题上的一贯见解。《史通·称谓》篇说:西晋末年,“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而晋朝史臣们“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是一种“苟徇私忿,忘夫至公”的做法。这是刘知幾在史学批评上表现出来的民族问题方面的卓识。
　　二是穿凿。葛洪评论《史记》说:“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1](《探赜》引)刘知幾认为这属于“强为其说”。他指出,司马迁著《史记》,“驰骛今古,上下数千年”,春秋时期以前,得其遗事者,只有伯夷、叔齐二人;作者“考其先后,随而编次”,属于常理,有什么奇怪的呢?他进而论证说,如果一定要认为司马迁是以“善而无报,推为传首”,那么《史记》所记伍子胥、大夫种、孟轲、墨翟、屈原、贾谊等人,为什么作者不“求其品类,简在一科”呢?刘知幾从客观历史和史书编次两个方面批评葛洪,所驳甚是。至于刘知幾批评葛洪所谓“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的说法,可谓是非参半。所谓是者,刘知幾认为司马迁并不是以此来“怨刺”汉武帝;所谓非者,刘知幾认为司马迁以项羽列为本纪,正是他的“纰缪”之一,又“何必有凭”。这是他拘于史例而不察司马迁著述之深意所致。刘知幾曾为《汉书》为吕后立纪作了解释,说是“吕宗称制,故借其岁月,寄以编年”[1](《鉴识》)。这无疑是对的,而《汉书》之前,《史记》为项羽立本纪已经做这样的处置了。按大致相同的道理,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是因为项羽“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3](卷7,《项羽本纪》)。根据同样的道理,《史记》还列了《秦楚之际月表》的专篇。故刘知幾的“纰缪”之说,既不能完全澄清葛洪之误,又不足以使后人信服,因为刘知幾也难以摆脱“穿凿”。仅此一点而论,或可说明“知音其难”,“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这也说明,史学批评的误区是极难避免的。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